社会主义法制论文范文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1

（一）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内涵

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的本身就包含了农村的法制建设，但新农村建设在农村法制的视域中“新”在何处？农民生活富裕、生产发展是物质方面的要求，素质提高、乡风淳朴文明是精神方面的要求，村民自治、管理民主化是政治方面的要求，这些现象并没有从法的角度反映出新农村的实质内涵。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前提下“，新农村”的法制建设应着眼于法律秩序的构建，以宪法规定的制度为前提，以建立法治国家为取向，在农村领域内建立起一种法的秩序和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应注重理念的提升。“新农村”应集聚着平安、有序、法治、和谐的理念，以农村群众法制观念的普遍提高为契机，争取农村与城镇协调发展。第二，应转变农村法制的治理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打破以往传统的治理方式，建立起一种以法律为主要手段，以宗教、道德为辅助手段且法律与农村的村规民约相一致的治理模式，改变以往那种仅靠道德约束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的局限状况。第三，应实现基层民主管理。政治上的民主是农村秩序得以稳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进行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的政治、文化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尽量使三者达到协调发展，真正实现基层民主，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农村建设的远大目标。

（二）新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全力建设新农村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决策，必须加快小康社会的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使城乡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农村的法制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其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一下几点：第一，新农村法制建设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的经济活动需要用法律手段来约束和规范，经济体制的完善须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有对应的政治体制相配合，没有法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任务，人民生活富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第二，新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工作须有法制来保障。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支柱，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农民道德水平、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复合型人才。在农村加强法制建设，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正确的引导他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全面提升农民的文明素养和文明程度，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三）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意义

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制建设是建设新农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加大对农村的法制建设，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农民在社会公共空间内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新农村的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更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前提和保障。第一，新农村法制建设是维护农民权益构建和谐农村的需求。维护农民权益是建设新农村的起点和归宿。现代经济社会，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手段，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切实可靠的保障。第二，新农村法制建设是推进农村改革的需求。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经济发展改革的同时，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茅盾，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加以制约。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稳定发展农村经济，统筹推进农村改革，全方位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

二、新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制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绩，但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长久以来被小农意识和小农经济的封闭性所影响，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偏低，农村宣传法律知识的力度不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落后的思想逐渐成为了新农村法制建设的阻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农村的经济基础薄弱

建国以后，为了改变以往国家落后的现状，大力发展工业，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方针，农村、农民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村更加的贫穷。为了改变这种贫穷的状况，提出了“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但农村整体上的经济状况依然薄弱，使得农村建设法制时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教育水平的限制等因素，使得普遍受教育的人群大大降低，造成很大一部分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在农村大多数农民不懂法、不学法，更不能也不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在农村也就成了一种形式。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中国大多数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私了”。“私了”实际上就是情与法的矛盾体现，“私了”更降低了法律在广大农村中的威严和地位。为什么农民在生活中遇到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总会想到和用到“私了”呢？因为封建社会那种腐朽的社会风气对老百姓影响太深，可谓说深入人心，根深蒂固，落后的思想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没有与时俱进，使得当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时，即使他们想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因为怕打官司怕承担费用而不了了之，无偿的援助对于老百姓的需求来说不过是无济于事而已，不可能从源头解决农民打官司难的实际问题。因此要想建设好新农村法制建设，必须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意识到法律的强大力量，才能确保新农村的法制建设稳步健康的发展。

（三）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缺乏

在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民的父母官，农民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使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先找基层干部出面调解解决问题。然而基层干部法制观念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很难做到依法处理，公平公正，人治依旧是农村管理的手段，人治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最终侵害到农民的合法利益，严重影响着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损害了干部在广大农民心中的形象。另外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蛮横，屡屡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农村财务不公开，用公款铺张浪费，老百姓有很大的意见。还有些基层干部只在乎上级命令，忽略了新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这就必然导致了有些“基层干部”不依法办事，甚至还会出现以权代法、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的现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解决好“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

（四）我国农村立法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颁布了多部有关农业方面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规章，初步形成了农业法律框架。这些法律规范的制定，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支持。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在农业农村立法方面依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制定出来，现有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也不完善，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新农村的建设。比如在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农村的集体土地被征收以后如何赔偿也没有明确规定；赔偿款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没有准确的规定等等一系列的法律盲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业农村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去规范“三农”问题，那么新农村的建设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阻碍，新农村的建设也将成为一种形式，沦为空谈。

三、加强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新农村法制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建立在经济之上的，没有经济基础的新农村建设将会成为空谈，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把发展农村经济置于首位，科学发展观中也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抓好农村经济，新农村的法制建设才会顺利进行，才会有不竭的动力源泉。当下发展农村经济主要做好下面几项工作：

1.加大对农村公共建设的投资力度。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代表着农村的经济实力，而公共设施的建设是由公共财政的支持才得以实现，通过财政对农村的水利、电力、交通道路、通讯覆盖等基础设施的支持，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2.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农村受教育的程度和农民素质的高低跟教育的投入是成正比的，要让城市农村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就必须完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投入机制和管理机制，平均的分配国家的教育资源。通过政府、社会、学校的多重力量，多角度多方位的去关注农民接受教育的现状，了解农民的思想水平，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从思想源头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新农村的建设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3.加大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城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城市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基础雄厚，城乡之间贫富悬殊较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就要以城促乡，工业反哺农业，加大中央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力度，全面落实“三农”补贴政策，切实把财政支出真正的用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主要把扶持的重点集中放在农村。

（二）大力宣传法制教育，增强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在广大农村中开展法制宣传，不但能够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而且可以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能力，要让法律在农民和基层干部心中树立权威，必须要把农村的工作转移到法治的轨道上来。目前，加强农民的法制教育宣传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1.健全农村的法律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首先在农村以乡镇为单元建立法律服务站，代表广大农民参与到法律活动中，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其次要扩宽法律咨询渠道，鼓励法律工作者到农村为农民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同时也为基层干部的依法行政提供咨询。再次要把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做好，为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和负担不起费用的农民无偿的提供法律帮助。

2.深入开展农村的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开展法制宣传，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首先要围绕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需要，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宣传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法律规范。其次通过有效的途径，提高干部的法制观念，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意识，充分发挥好媒体的作用，帮助广大农民懂法、守法、用法，遵循便民原则，切实履行干部职责。

（三）加强农业和农村的立法水平，健全法制，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我国农业、农村方面的法制建设与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要实现农村法制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1.健全立法机制。健全农业、农村立法机制，包括健全农业、农村立法的机构体系，合理分配立法部门的权限。要根据立法任务，建立相应的工作部门，配备相应的人员；要赋予立法部门应有的权力，起到综合协调的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分工，防止滥用权力，确保制定的法律法规合理合法。

2.加强立法队伍的建设。农业、农村的立法是一项专业性、政治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求立法人员都要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立法人员不仅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具有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和市场经济知识。

（四）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充分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

1.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为独立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保障。镇政府、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从目前看是上下级的关系，要进一步的规范到业务指导和帮助的关系上。针对乡镇政府掌控村委会的情况，还要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防止乡镇向农民乱摊派的现象发生。另外还要不断完善和健全村委会办事的程序，完成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2.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体现了民主管理和法治精神。农村民主建设的有效载体是“以民为本，还权于民”，是搞好党群、干群关系的前提保障。一方面要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农村的管理水平，依法解决好农村存在的矛盾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中政治建设、精神建设、物质建设和谐同步发展。村民自治是农村文明与法治的基础，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是推动农村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的有效途径。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任务就是农村的法制建设，探讨分析新农村的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建立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提高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的法律体系，对新农村的建设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整体大局看，对新农村法制建设进行研究和探索分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依法治国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2

我国实施的司法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董必武对人民司法制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利益。要看我们的审判工作是不是便利于老百姓，是不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对建设社会主义起保障和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人民司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广大人民服务，采取的方法是最便利人民，衡量的标准是有利于人民的最高利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司法制度是在我国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适应基本国情并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其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性，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世界上诸种事物存在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同时，每一种矛盾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存在的。法律属于社会科学，当然要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都应该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国家司法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司法模式。 无独有偶，19世纪历史法学流派的先锋人物萨维尼提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该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进行强加。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内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的。”他反对将那种特定民族所特有的个性当作一般共性的思维方法，坚决主张要努力寻求本民族特有的法律制度。因为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式构建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不同，社会关系的结合方式就不同。不同国家社会成员不同的结合方式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调整方式和秩序体系。 其实，只要我们翻开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就会发现，萨维尼的法律民族性观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所体现和证明，并深刻寓于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中。例如，英国和美国尽管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基本相同，但司法制度却有非常大的差异：美国经常采用辩诉交易，而英国则严厉禁止；美国有联邦最高法院，英国的司法终审权却掌握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上议院等。 深谙西方法治真谛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曾说过，“理性和法治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没有特定的法律推理模式、特定的法律制度安排或特定概念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我们定义的法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发展因历史起点、过程、条件以及主体选择各不相同，其制度的选择也必然带有自己的个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司法制度，在法律上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标准和原则。中国特殊性的显性表现俯拾即是。历史发展进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实施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历史文化的辉煌，中庸之道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法律文化上，历来将“和谐”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和为贵”、“息讼”、“少讼”，提出了“明德慎罚”、“引礼入法”、“明刑弼教”、“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等法律思想。同时，人们普遍注重家庭观念和集体权利，传统习惯和思想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根据哲学原理和萨维尼的理论，所有的这些都势必会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质。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 析具体的情况”。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应该由中国的国情、性质、历史传统、民族特质等决定。中国司法制度只有立足于基本国情、民族传统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 人民司法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与发展是由中国的经济基础与特定国情等决定的。 首先，从政治上讲，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必然实行人民司法制度。国家是法律的创制主体，法律反映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为国家和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作为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也必然由政治制度决定，对政治制度发挥确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在民主社会中，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握和管理国家权力，通过制定政策等方式行使国家权力的。法律与执政党作出的政治决策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司法制度与政治和执政党紧密相连。例如，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编著的《美国法律概况》写明，“从美国法官的构成来看，大多数被提名法官职位的人选都有某些政治活动的背景。这主要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法官职位的任命还被看成是政治委任制度的一部分，那些为政党服务的人相比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更有可能获得一个联邦职位作为酬劳。” “通过世界革命历史可以发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了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党章》总则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那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原则、政治方针就应该在司法活动中得到体现，中国司法在政治上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党通过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引导司法机关对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纠正，对法律本身固有的缺陷进行弥补，达到法律实质正义的目的，这与严格依法办案并不矛盾。 其次，人民司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在当展的必然结果。注重以民为本，是中国自古的文化传统。早在古代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而且这些文化传统深刻地体现在一些法律制定的思想上，如西周提出的“敬天、保民”及后来提出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法律思想。同时，在传统中华法系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自然地非常薄弱，视讼争为社会生活中的异常状态，而无讼是一种理想境界，历来将“和谐”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和为贵”、“息讼”、“少讼”，尽管有法家化的立法(标志是发达的封建法典)，司法却是儒家化的。于是，当争议事实上发生了之后，往往采取两种相反的态度：一个是寄望于民间的解决方式，另一个是期望官府的积极介入。第二个选择则多是在前一个方式失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当事人的告状首先就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而在将争议提交官府解决后，告状和被告的双方也并不是积极地对抗，大家均期望官府能够积极地行使职权，为民做主。由于讼争数量有限，官府也乐于代民做主，因为在官府看来，积极纠问并作最后平息，当然天经地义。这种强调无诉、息诉、重视调解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特定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方面已经成为民族 习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调解等为重要内容的人民司法制度极好地适应了中国民族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的调解制度还成为被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东方经验”。 最后，人民司法制度是近代中国司法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统治阶级都希望变法图强，数次进行了法制改良，形形色色的法律制度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反复在中华大地上演，但最终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没有从根本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其根本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司法制度是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建立的。例如，马锡五审判方式因采取了与过去封建社会旧衙门及国民党政府旧法庭迥然不同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审判方式，而受到群众欢迎。此外，被赞誉为“东方明珠”的调解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制度、犯罪劳动改造制度、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也在实践中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这些制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符合基本国情。 另外，法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从法产生之始，就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的重任，其最终的结果体现了法律存在的根本作用。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要求，司法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只能是来源于本国的法治实践，来源于这个制度对本国国情的适应性。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纠纷激烈，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特别是以民生问题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比较突出，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国能够长时间的维护社会稳定，有效的控制犯罪，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高速的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说明我国的人民司法制度总体上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司法制度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适应性，并不意味着人民司法制度的实现形式、运作机制、实现程度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完美无缺。但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学习和借鉴了包括西方民主文化精髓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在借鉴前苏联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对马锡武审判方式进行完善和发展，创造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接受了西方司法中立的理念，规定法官不得单方会见律师，审判中立等。因而，人民司法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司法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不能偏离人民司法的正确方向。否则，就违背了法律产生的本意，甚至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如我们没有认识到法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且将矛盾彻底解决才是法产生的应有之意，将依法办案理解为仅仅遵照法律规定处理的过程，就会片面、机械地依据法律裁判案件，引发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加剧了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如我们没有认识到法律作为客体一定要主体服务的关系以及为谁服务属于意识问题，怎样服务属于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必然服从于意识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就会片面地突出法律价值，导致法律技术性与伦理性的对抗，影响了司法判决的社会认同，出现了案结事不了的结果。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制度建设时一定要吸取“南橘北枳”的教训，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坚持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来完善我国司法制度。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司法事业就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3

一、关于如何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法学理论研究的问题

党的十三大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是对我国社会进行科学地再认识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它是指导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我们从事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法学研究，就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到这个过程的各个具体阶段的差别，从当前所处的这个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是超越初级阶段来研究法学理论，使法学理论成为能够反映和指导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理论，成为具有现实客观基础而不是锐离现实客观基础的法学理论。在研究和规划法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时，要防止和克服把一般社会主义阶段或典型社会主义阶段所应具备的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制建设的水平，作为初级阶段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制建设所应达到的水平加以弦调，从而避免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蓝图过于理想化，脱离现阶段的现实状况。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沦指导法学理论研究，就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当前法学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宜四面出击，避免分散力量，社会主义初级阶么法料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需要全面、系统而又注意有步骤地、分别轻重缓急地规划和实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工程，与此相对应，法学理论研究也应根据这种步骤和轻重缓急的程度，来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主妥课题。

以法律体系建设来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是由多层次的法律部门构成的门类齐全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在初级阶段，根据迫切性和可能性，应着重注意建设好第一层次的法律甜1亦即基本的、主要的法律部门;相应的，关于第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的理论研究应着重加强，法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法学分支学科的体系，应着重地、主要地由对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法律部门的研究为基础构成体系。在各基本的、主要的法律部门的建设过程中，应着重制定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法律、法规;相应的，关于制‘定这些法律、法规的有关理论间题的研究应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再以法制系统来说，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应是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和与之相应的法制教育、宣传等方面在内的综合的系统，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地使这些方面都达到完备化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也必须有步骤地、分别轻重缓急地进行。同这种情况相对应，·关于法制系统的理论研究也应有侧重。例如，在初级阶段法制系统建设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是重点;相应的，关于立法间题的研究，关于执法和司法何题的研究，也应是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但实践中，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至今方才举步，并且由于远远没有普遍地为人们所重视，近期内，这些学科的发展，还可能是缓慢的。这种理沦不敷实际需要的状况，或者说理论脱离实际的状沉，是必须尽快予以转变的。

再以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来说，在目前整个法学处于振兴的发展过程的时刻，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任务更为繁重。但从现有的力量和其他条件来看，不可能同时对每个重要课题都展开深入研究。这就需要选择当前最需要研究的课题着重研究。例如，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把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阶级性和继承性统一塌邑来;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反对封建特权思想，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理顺法律与经济体帝众交革、政体制制改革的关系，……等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如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解决徐制建设和政治体籽改革的关系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之所以把“法制完备”与“高度民主”、“富有效率”、“充满活力”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把加强法料建设作为贯串于政治体制改革全部内容的基本任务，乃是因为法制与民主、效率和活力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只有完备法制，才能克服许多弊端，才能为克服官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上述一系列课题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学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在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间题方面，法学理论工作者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我们往往把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间题上，而放在争论一些诸如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法律的间题上。

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法学理论研究，还要求我们不应安于现状，不能仅仅对现阶段法制实践作出某些论证和注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是消极的、保守的理论，作为一种积极的理论，它要求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需要不断改革、不断进取的阶段，就法制来说，是需要通过不断变革现状使法制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让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征和法制建设的特征，决定了法学理论研究工作，需要分析和说明这一阶段祛制薄弱、落后的原因，找到根治的途径，提出向完备法制过渡的措施，而不是一味地对这一阶段法制现状作论证、注释。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发展泊方向就是小断为经济体制改一革丁{l议治体制改革服务的方向，就是实现自身改革，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方向。作为反映和指导这一阶段法制建设实践的法律理论，也就是不断为改革服务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改革、完沂泊理论。这就是说，如果企望从初级防段理论中伐到固守于去制实践和法学理论的现状从不思进取的根据;指望从初级阶段理论中找到为见存法律制度川法学理论中的欠缺和落后之处论证的根据，都是有害的。

二、关于如何处理法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关系的问题

近些年来的法学理论研究表明，要搞好法学理论研究，必须注意正确处理体系。

(一)要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祝同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来研究法学理论的关系。应当把两者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均产物，它作为科学的法律祝，应当并能够汲取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有益自成果。从历史上看，19世纪能紧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这三大发现，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今天，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要汲取自然科学的新的、有益的成果而得到发展，耳中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那种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运用“三论”方法对立起来狗态度，那种把在法学理论研究领域引入“三论”的作法视为异端的态度，是同马克思主义相悖为。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科学史向我们提供的最科学为认识世界f1l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也好，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也好，仍然应当和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作指睁。那种所谓出了“三论”，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的认识，那种以为可以用“三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认识，是轻率的和完全错误的。必须指出，“三论”是现代生产力书;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它的广泛运用和充分获得效益，是要以生产力和科学的普遍现代化为条件的，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厉史条件下，对“二二论”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在过去某一时期中，马克思主义曾经被庸俗化、被歪曲，对经典作家关于法律的某些论述作教条式理解，一些错误观点也被强加到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本来面目，并根据新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二)要正确处理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一般规律，一般特征的关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均工作要做:一个是把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非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作比较，从而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以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学理愈体系的基本标准，另一个是把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祛学理论作比较，从而概括出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应有的特殊性，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标准。目前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非常薄弱的，后一方面的工作尤其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空白。

对上述间题我们提出如下不成熟的看法:

同非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相比，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至少应有这样特征第一，它是为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民主建设服务的理论，第二，它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不是建立在狭隘的、或其他形左的非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第三，它是善于汲取和借鉴各种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开放的、勇于自我更新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不是固步自封、以终极真理自居的理论;第四，它是一种新型的、内容丰富的、体系完整的、贯彻“双百”方针和学术民主的理论，不是一家独鸣的、排斥或全盘否定其他法学理论的理论。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法学理论相比，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特殊性是:第一，它是逐步向上述一般的到典型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过渡的理论;第二，它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服务的理论;第三:‘已是一个有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作历史文化背景又必须摒除封建主义法律意识、发展民主的法律意识的理论;第四，它是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近期目标不可过高却必须一步一个足迹地向前发展的理论。

就“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两者来说，任何时侯都不宜过于强调某一万面，从而失之偏颇。

(三)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当然有必要强调积累实践经验，强调实践经验的作用。但如见把实践经验的作用绝对化，认为没有经验就一定不能立抉，就不能建立和实行某种法律制度，必然会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也必然无视法制规划、预测的作用，必然难以做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社会主义法制作为系统工程来建设，在理论上、认识上、指导思想上就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狭隘经验主义。

由于科学的迅速发展，今天来强调理论指导作用的条件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论结合起来，从宏观上去规划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法制。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征和法制特征来看，这个阶段的经验带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因而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是不适宜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不都是在取得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展开的，例如，许多经济法律、法规便是在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的。

认学理论当然要反映和服务于法制实践，但理论的价值不仅在这里，并且也在于它可以为实践指明道路并使实践避免盲目性。就法律建设实践和法学理论两者来说，前者当然是第一性的，但这里所说的第一性，不仅意味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应当复归于实践，也意味着如果实践本身有严重问题，理论是难以起到作用的。因此，要正确处理法学理论与法制实践的关系，既要使法学理论不断更新、发展、在更新、发展中摆脱长期的落后状态，也要注意发展法制建设的实践，使法制建设实践中的缺陷得以克服。

(四)要处理好面向经济建设与面向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我们的理论研究有一个弱点，就是历来都容易强调面向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别的方面。例如，过去过于强调面向阶级斗争，现在则在强调面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对面向其他有关方面注意不够。实际上，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是个大系统，某一方面即使非常重要也只是一个方面，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同系统论结合起来。许多讲系统工程的文章一方面强调系统工程如何重要，另方面又仅仅强调法学理论包括系统法学应面向经济建设，这实际上仍然是用所俐“传统理论”—“重点论”的方法来研究和论证问题。看来.在抓主要方面的同时又兼顾别的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采取新方法，不仅对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是必要的，对提倡新方法、新概念的人也是不可少的。

(五)要处理好法学理论研究既适应形势的需要，又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关系。以往的油学理论的体系和内容是否都属于应革应除的老化的知识，新概念、新思潮是否都要在法学理论中反映出来，应反映多少，都需要认真研究。

(六)要处理好法学基础理论教材编写工作中的百花齐放和以一家为主的关系问题。目前法学理论研究水平不高、法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正在探索、法制实践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似应更多地强调百花齐放，发挥多方面积极性，多出教材和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步形成统编教材，否则，过早地形成一家独尊的局面，既不利于全局的发展，处于独尊地位的教材实际上也难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此外，在法学理论研究的更新工作中，还要处理好更新体系和更新内容的关系。目前较多的人主张首先注意体系的更新，设计出种种新的法学理论体系的框架，然后按照这个框架安排内容。另一些人则主张先不要轻易动体系，提出先在法学理论的内容上一点一滴地更新，待内容的更新达到一定的阶段，新的体系就自然出来了。这两种主张反映了主张骤变、全变的观点，同主张渐变和局部变革的观点的区别。如果这两种观点能各自针对不同学科提出，或是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对某一学科实行更新，就更为合理。基础较好的分支学科实行渐变、局部变革较妥当;基础薄弱的分支学科一般可以先从体系更新开始，象法学基础理论这样的学科，似应把体系的更新和内容的变更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三、关于正确评价昨天和今夭的法学理论研究的问题

这在理论上并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昨天是今天的基础，今天和明天又分别是昨天和今天的发展结果。它们都必然地有可取之处和存在价值，又都必然地有缺点、错误和不足。人们的责任是摸清它们依次演变的规律，扬长避短，而不是今天一概否定昨天，明夭又一概地贬抑今天。按系统论的观点看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不过望毒事物发展过程这个大系统中的三个不同的子系统，其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忽视。

但是，在实践上，这个问题并不是解决好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功绩甚大，但它主张全盘否定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甚多，其中一个冻剧也在于全盘否定昨天，简直可以说，每当新潮激荡之际，这个问题总要无例外地被提出来，并且又多不能正确处理。看来，“矫枉必须过正”这个并非科学的命题是深入到中国文化传统中了。

近年来，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热中，有一股主张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热流。这股热流也涉及到法学理论领域，并同这一领域中人们灼改革乳!更新的愿望发生某种共鸣。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对法学界的现状极为不满，对法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全盘否定，极力埋怨和指责昨天、今天的法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内容和体系，把今天的法学班论一概贬之为维辛斯基的理论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建立全新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就提出了究竟应如何评价昨天、今天的法学理论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正确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曲折历程，其中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有许多缺点、错误和不足。例如，在法律本质间题上片面地强调“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律作用问题上片面地强调“阶级专政论”，以至于使本来特别强调法律与经济关系、物质生活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倒变成了不大讲法律与经济、与物质些断活相联系的理论，如此等等。不正视、不承认这些问题，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就不能发展，就会拒绝对现有法学理论作具右任伺实质性的改革和更新，就会老是脱离或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但是，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法学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是有以共睹的。例如，在法学研究的对象和体系上，过去囿于苏联的框框，把国家与法律放到一起研究，1980年北京大学《法学基础理论》的问世，打破了这一枢框，标志着我国法学研究在对象和体系上的重大突破。现在我国法学理论在体系上虽然仍有更新的必要，但八年前法学理论界的这一贡献，是应当肯定的。又如，1980年初，重新组建的司法部便提出，一定要抓好教材建设工作，同年7月，商得教育部党组和司祛部党组的同意计划她领导市组织编写教材工作，在两部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法学教材编辑部，开始有对全国范围的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以至整个法学研究事业的迅速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八年来，编审了各种层次的系列教材111种，其中已出版的九十余种，发行量近三千万册。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4

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命题的立论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法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等内涵相同的命题。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于1985年4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强调理论研究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比较法学家沈宗灵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法学基础理论》中也曾提出：“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或法制，还是以这种法或法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都应具有中国的特色。”法理学家孙国华先生也明确提出我国法学工作者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而奋斗。”[1]他们并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了精彩的论述。与此同时，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题之下，就如何理解“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观点[2].后来，有些学者在强调法学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针对“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就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我们认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简单类推或套用，更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给中国法学涂上的一层流行色，而是基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思考，对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伟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向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和世界意义的反思和前瞻，而提出来的。这一命题应当说是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其他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的理论表现，我国法学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或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可以的，但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法学理论，则说不通。我们认为，实践与理论是统一的，制度与观念本质上也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法学理论不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意味着：或者作为法学理论之基础的实践没有中国特色（果真如此，那就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代替之）；或者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法学理论却远离或脱离了这种实践（果真如此，那就要放弃这种理论，而用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代替之）。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这个理论体系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雨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个体系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法学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整个理论体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法学不可能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第三，在逻辑上，中国法学是以古今中外一切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否则，它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或民族的偏狭性。但是，如同任何国家的法学都是以本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制建设为主要对象一样，我国的法学也是以研究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系、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为主，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各个分段遇到的法制建设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立足点、重心和归宿必须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文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的差别决定了各国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不同，并使各国法学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学比较，我国法学的中国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历史上的法律文化传统是每一代新人形成自己的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行为模式的起点。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和积累了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经过长期的沉积、遗传、传播，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法律神经和血脉之中，构成了特有的民族法律文化。它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其超稳定的认知结构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学思维。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从事法学研究，我们的法学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即使近代法律思想史上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想家和法学家，也难以摆脱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的还是中华血。

第五，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只有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构架、基本观点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世界法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谈得上对世界法学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的法学仍象以往那样仿效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照搬其他国家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则中国的法学永远不能成为在世界法学中平等对话的主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和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任务，其目的还在于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法学”的束缚，推动中国法学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初衷是提出一个与僵化的、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根本的目的在于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促进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这一特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今天我们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怀有同样的目的论。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意义

从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并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集中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全面的长期的指导作用。在法学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的理论为根本指导，并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每个方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即方法论层面和理论基础层面。

（一）方法论层面。这里的方法着重指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在这个意义上，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求：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基本观点和原则，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法学研究中，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求是，勇于探索，敢于冲破陈旧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解放思想不是蛮干和胡来，更不是对既有的法学理论采取虚无主义，轻易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当前法学界解放思想的重点，仍然是破除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有的某些观点的教条主义理解；抛弃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错误观点；破除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论上某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排除姓“资”姓“社”、“马”与“非马”之类抽象争论的困扰；以此实现从“怕”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到“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的转变。

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势必继续妨碍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前进。在法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并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作为建构我国法学的理论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倡导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最先进、最科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在于一方面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未来，另一方面它能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和凝聚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从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我们要善于结合我国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新出现的法律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起来的立法、执法、司法的经验，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任何情况下，发展都是硬道理。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适用于思想和理论建设。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种社会理论只有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才能坚持得住。

第二，一切从实践出发，为社会实践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性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从邓小平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锐敏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3]从事法学研究，应当象邓小平同志那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关注法制建设的实践，概括实践经验，为实践服务。法学（包括其法理学在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其价值以至其生命力直接存在于与实际相结合、为实践服务之中。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其他领域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例如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等法律实践，以及传统法制观念的变革，科学的、现代法制观念的培植等；思想理论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破除僵化、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警惕右的社会思潮的干扰。当前尤其要联系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提出运用法律机制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实践需要法学，实践是法学的“本”和“源”。只有贴近社会生活，一切从实际出发，忠实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对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并注意在社会实践中应用、检验、修正、完善理论，法学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赢得社会的承认和重视，也才能够不断地从实际生活中汲取营养，保持勃勃生机。

第三，坚定不移地实行“三不主义”，切实贯彻“双百”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就是在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基础上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在学术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处理本来不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为“封资修”扫除，把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争论，一概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与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不同的观点或看法当作主义的毒草。这些作法完全违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极其严重地摧残了科学文化事业，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他反复强调要实行“双百”方针，保障学术自由。实行“双百”方针是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我国法学以往取得的成就都与实行“双百”方针，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由、平等的讨论和争鸣分不开。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结论：与政治生活领域一样，科学文化领域最可怕的也是禁锢思想，鸦雀无声，或者是在某种压力下的异口同声。没有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没有活跃的学术和理论研究氛围，就不会产生出有生命力的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有在与不同的法学思潮和学术观点的论战中，才能得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真理，就不怕争鸣。如果一个观点、一种学说，一争就倒，那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冒牌的、唬人的或借助权力因素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难免有错误的观点、理论出现，这并不可怕。只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说理争辩，错误观点、理论终会被克服，被战胜，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一定会经过斗争而保持和发展。可怕的倒是禁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错误的或者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冒充正确的东西而垄断思想领域。我们要认真总结在实行“双百”方针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实行“双百”方针，以推动法学进一步繁荣发展。

第四，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保证法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的思想武器。如同我们的整个事业一样，在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来自“左”或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空想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此外也表现为以“唯一正确”的面貌出现，压制不同意见和观点，动不动就宣布某种观点或某个人是“反动”、“自由化”，用政治大帽子吓唬人，压迫人。右的表现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危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保持警惕，并开展坚决斗争。不过，在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来自“左”的方面。此外，还因为“左”的东西往往涂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在政法战线和法学领域，“左”的思想影响更是根深蒂固，防止和反对“左”的任务更为艰巨，更需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潮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态度就会回归，改革开放以来法学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淹没。

（二）理论基础层面。在这个层面，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一是要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级、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政治保证、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外部条件等科学论述作为基础性指导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研究，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的以下论述的指导作用是特别重要和明显的：（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级。这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面临的基本条件。（2）关于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论述。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法学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的保障。（3）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也应当从这个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解释和归结。生产力标准是评价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根本标准。离开“三个有利于”，去谈论民主法制建设，民主和法制就会最终失去其价值。（4）有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述。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动力。（5）有关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力量、政治保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领导力量。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保障。（6）有关“一国两制”的战略思想。“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一国两制”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法律理论。（7）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和对外开放的论述。对外开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经验，同时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与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界限，反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那一套。

二要把邓小平的民主和法制思想用来回答和解决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实践中的问题。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之后，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中法制荡然无存、民主和人权惨遭破坏的沉痛教训，并在领导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过程中，系统地论述了民主和法制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有：（1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3）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国度。（4）民主和法制是统一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5）不搞政治运动，无论是处理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都要遵循法制。（6）要学会运用法律引导、规范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加快立法步伐。（7）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改革与法制同步，用建设和改革推动法制，用法制保卫和引导建设和改革。要严厉打击严重犯罪活动，解决消极腐败现象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和法制。（8）党要领导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但属于法律的问题要由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9）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不少弊端，应认真加以改革，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0）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传统很少；中国缺乏执法、守法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邓小平的民主和法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新贡献，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宝库，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直接指导思想，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我们应当深刻领会这些思想，用这些思想作指导，开创法学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参见张文显、马新福：《关于改革我国理论法学的初步设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25—27页。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5

关键词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DF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068-07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学界的认识各有不同，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5种：一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把法治文化界定为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认为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的精神内核，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群体性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被社会化的过程和方法”。二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为基础，把法治文化界定为法的现象中的精神部分，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识、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三是从认识论角度解读法治文化，认为法治文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用于沟通法社会学与比较法学研究的桥梁。四是借助文化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的基本认知，将法治文化界定为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某些法律生活方式。五是从系统论角度认识法治文化，把法治文化界定为由法律制度、法学理论和法律观念三个因素组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机制。

本文在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为目标，以法治文化研究为理论切入点，进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其有别于其他社会形态法治文化的特质。在我看来，法治文化是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支配的法律规范和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此概念可分析如下：第一，法治文化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存在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之中。存在于人们在相互交往的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要求之中。第二，法治文化的群体性、共识性特征来自于历史传统积淀。第三，法治文化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层次：一是观念形态的法治文化，如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理论等；二是制度形态的法治文化，如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三是实践形态的法治文化，如具体的立法活动、行政执法行为、司法活动等。这三个层次虽有表里之别，但相互开放，彼此影响。以此法治文化认知为基础，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界定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并由其决定的，经过5000年中华文明积淀而来的共识性的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规范化、社会化的法律制度、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

与其他类型的法治文化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是我国一切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内在规定。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首要特性应当是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共同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体现其前进方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通过谋全局、把方向、抓大事，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性其次表现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领和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自觉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实践提供思想和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性还表现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社会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同人民当家做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时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性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这表现在：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造者和受益者，必须做到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制度层面，新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益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揭示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在思想层面，20余年持续不断的全民普法教育和近年来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在实践层面，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公推直选、全国性的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以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不断扩大和群众评议执法活动的推广，使得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二是历史传承性。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法治文化的发展同样如此。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整体文化中重要的子系统。是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而成的。在其积累沉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习俗、宗教伦理等因素的影响，法治文化也因此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等东方国

家“诸法合一、重刑轻民”的法治文化，归结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法律及其他文化子系统都具有自主性，只有对特定法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的整个文化系统有所了解，才能正确地解读特定的法治文化。随着法社会学在我国的兴起和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认识法律及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也逐渐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把法治文化视为受到历史形成的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已渐成共识。法治文化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独立存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割裂自己的历史而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法治文化。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继承了中华法系的精华，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内容，具有历史传承性。

三是与时俱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法律文化形态，其形成和发展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与时俱进性，体现在其理念、制度和实践等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等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成果。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新关键是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法律价值观念，从而引导正确执法，严格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新表现在：在法治文化思想和法治文化理念方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新诉求。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推进法律素质教育，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的学法、守法和用法，全面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形成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建设，还是法治理念、法治理论创新，以及在推进法治文化的实践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与时俱进性。

四是思想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开放性，是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文化体系，而是既积极借鉴中外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大胆吸收当代各国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研究中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开放性，是由当代文化特有的开放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人类文化和人类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看，系统的整体特性决定了其组成部分的特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开放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开放性，也是由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决定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人员、技术、服务、货物的跨国交流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化使得不同法治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冲突也日益增多。每一种法治文化都在经历一个面对挑战、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过程。正是这种交流、碰撞和冲突，促进了法治文化的融合、丰富和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法治文化建设中的西方元素、国际元素也在增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因之具有了更为明显的思想开放性。

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作用

在法治的推进中，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和公民法律素质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而法治文化员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法治文化的软实力以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促进法治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教化调控的作用

一是传播法治知识、法治理念，培育法治思维认知能力。法律以全体社会成员为调控对象，具有普适性特征，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专门知识体系，具有独特的语汇表述、程序设计、实践运作，表现出一种精英化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人们解读法律法规、司法判决，领悟其中所包含的行为规范、制度安排提供了知识准备，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简略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直观地判断什么行为是守法，什么行为是违法。二是促使社会成员自觉接受法律之治，规范自身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教化作用，不仅体现在“教”的方面，即传播法治知识；更体现在“化”的方面，即促使人们遵教而为，规范自身行为。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调控，要么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迫于强力的压迫――这是一种外在约束、硬约束；要么出于内心的认同和自觉遵从――这是一种内在约束、软约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产生强烈的方向引导、规范调整作用，使人们尽可能地依法作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软约束，从思想深处为人们的行为模式确定了基调。法律知识传播中，公众对于法治的亲切感、认同感逐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也逐步提升，学法、用法、守法的观念也就逐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汇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这样人们就会从内心深处认同法律、接受法律，自觉把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三是培育法治文化判断力，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引导人们按照法治理念和精神，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作出文化判断。当出现立法空白、立法冲突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判断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其所负载的核心价值、内在精神、基本理念，就可以为个体行为和社会生活提供指导，解决社会矛盾冲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推进。

(二)社会整合的作用

一是形成社会共识性价值观。法治是衡平各方利益冲突的最佳手段，也是寻求价值共识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利益追求日益多样化、价值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发展使得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必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式。因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观念整合作用，对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权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组织结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是制度体系，更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普适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共识性的行为模式，规范公众正确处理相互间的私权行为，引导公众理性对待公权与私权间的关系，这就使与公权领域相对应的私权领域及两者间的交叉领域都得到应有的规范。三是制度整合。即作为规范体系的法律制度具有协调社会行为，调适交往关系，清除社会运行障碍，建立社会正常秩序，发挥凝聚社会的作用。这表现在：首先，它确定了社会基本框架，建构了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模式、行为规范和机构体系，为特定时空下社会交往提供了规则场景，使特定时空的人们能够在共同法律语境和制度体系下交往，减少了交往的障碍，密切了彼此关联度，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其次，它设定了交往模式，降低了交往成本。完备而稳定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权利，规定了义务，为不特定个体间的社会交往行为预先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并通过明确违法责任，引导双方自觉依照法律制度规范约束自身交往行为，从而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交往秩序。同时，完备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也可大大增加交往行为的预见性，使人们能够对交往结果保持稳定的心理预期，这就增强了交往信心，促进了合作，降低了交往成本，增进了社会交往。

(三)价值引导的作用

“人们在为法治理想奋斗的同时又总是不能充分实现这一理想”。以法、法治为原点的法治文化，不仅包含着对现实法治实践的肯定，也包含着人类有关法治的理想追求。价值引导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价值批判。批判，是发现实践中的不足，引导社会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文化的价值批判作用，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它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巧妙地作出了区分，对现行法律制度和具体法治实践进行优劣辨析，为法治进步标明方向，提供动力。“理想之法总是一个高悬的应然法制状态，正如实在之法道出的乃是此种应然法制状态落实于生活之后实际长成的模样。正是这一永恒矛盾，迫使实在法将理想之法的理想含咏于内，将理想之法所描述的应然推陈于外，而推动所谓法制的进步，助益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现实人生的改善”。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人们的思想激烈变革。各种名目的思潮对人们的思想形成巨大冲击，这不仅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影响了法治文化的进程。在这种价值日趋多元化的态势下，只有法律才能成为人们达成共识的底线。正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特点，使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和实效性，也使它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

(四)推动实践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法治文化是法治实践的内在精神要素，为具体的法治实践活动提供理性根据，并内化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法治实践的各个环节。法治实践中的措施、方法、现象、进展、成效，都是法治文化的具体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实践的作用表现在：一是为立法提供理性指导。当立法者撰写法律条文时，对其真正起到支配作用的是社会主流法治文化。是它在左右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使立法者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多元价值中，确认法律的应当保护对象、容忍对象、限制对象、禁止对象，也是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立法分析、评估、批判的评判标准，营造了一个能够评判法律善恶的相对统一的文化情境，推动了立法完善。二是成为规范执法、普遍守法的精神动力。普遍守法精神不是来自外在的国家力量的强制或社会力量的督导，而是源自主体心灵深处对法律的至上权威以及法律所蕴涵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要素的深切认同和归依，它内在地驱动着主体的积极守法行为。促使主体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捍卫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三是对法治实践的推动作用，为深化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主体。人民群众是否普遍树立法治建设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是否形成共识性的现代法治观念和基本法律素质，是否具有参与法治建设的愿望和基本能力，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教育、滋养、熏陶，在全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树立其主体意识，共同参与法治建设。

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

(一)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法治理念构成一个国家法治文化的精髓，它贯穿于整个法治实践的过程中，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对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应当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关系，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丰富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不断赋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成果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要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教化、传播功能，以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法治文化产品为载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在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首先应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一个以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的过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除了必须具备传统的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力素质外，法治文化素质成为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素质。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也才能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以培养其法治精神为重点，使领导干部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必须坚持学用结合，在法治建设实践中锻炼干部，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有效引导，鼓励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其学习法律法规和法理知识

的兴趣和爱好，促使领导干部主动学习，深入学习。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党校、行政学院和法学院校等阵地和资源，有计划、有系统、有针对性、有深度地抓好领导干部法治专门培训，不断向各级领导干部灌输先进的法治思想，及时使其更新法律知识，掌握法治真谛。必须将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法治考核的档案，并作为其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

(三)创新法制宣传教育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做好这项工作关键要在“深入”上下工夫，必须拓展思路，创新机制和手段，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让法治更加深入人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宪法作为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和首要任务，使宪法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家喻户晓。应当以制度建设为根本，推动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制度建设上，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发挥先进文化的功能去引领人、凝聚人、激励人、塑造人。在教育对象上。应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我国20多年来普法工作的基本经验，以阵地建设为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有机融合，构建“法治、民本、廉政、阳光”的机关法治文化。推进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融合，构建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法治文化。推进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文化环境。推进法治文化与城乡文化建设有机融合，推进经济社会事业建设和群众思想文化建设，协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在创新法制宣传教育机制的同时，应当加强对法治和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

(四)营造崇尚法治的氛国

营造崇尚法治的氛围，从国家机关角度来讲，就是要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充分体现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通过严格执法，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提高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权利得到了保障，损害得到了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到了矫正，法律的威信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才能得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前提，更要以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为目的为重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完善机制，拓宽监督渠道。要重视制度的建设和落实，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用制度来规范、约束和引导执法者的行为，用制度来提高行政和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要严格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五)弘扬法学理论研究

法学理论研究，应当着重研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的性质、任务、特征、主要矛盾、发展规律、障碍清除等。要克服观念，实现近现代法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离开文化传统，割断文化血脉，法治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根本，其中国特色也就无从谈起。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应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摆脱西方传统法治观念的束缚，从教条式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研究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观点。其次，必须在法治理论研究过程中，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使之民族化、本土化。这也就是说，将中国特色和人类先进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既立足本国，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又放眼世界，准确把握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大胆吸收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参与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发展。再次，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充分的事实说明，以及各种观点的比较和判断，创造性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渗透到法治文化建设之中。最后，应着力培养一批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理论工作者，通过他们的引导和带动，促进法学理论研究，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六)繁荣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6

【关键词】：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TO THE OUR COUNTRY STAGE IN ENTRY-LEVEL IN SOCIALISM BASIC SELF-CONTRADICT， MAIN SELF-CONTRADICT KNOW AGAIN

Abstract:Under the new history term， according to a request of 16 greatest reports， social basic antinomy request in stage in entry-level in socialism， democracy legal system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with the request that political setup reform， the request tha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 have the necessity from develop the self-contradict theory in stage in entry-level in perfect socialism theoretically， deep turn to the our country stage in entry-level in socialism basic self-contradict， main self-contradict cognition.

Key words: Basic antinomy， primarily self-contradict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得也有失的；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应该有新提法，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同志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地在党的报告中出现是第一次，反映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显然是与十六大报告以前的形势相适应的，即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提及政治文明，很显然这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促进作和阻碍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则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成绩的取得大部分来自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潜力，政治文明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表现得很有限，甚至现在成了阻碍生产力、经济基础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为了更好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且还要处理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类文明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其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相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他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水平。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政治文明的发展要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提供制度支持和政治保障，需要政治文明为其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看，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则需要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脱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去抓政治文明建设，就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失去基础和依托，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想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有序地发展。

三、是民主法制发展以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善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完善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认识不全面、不站在时展的高度看、不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是不行得，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四、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明的政治，不能自立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之外，而应当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起来。倘若没有这样的进程，中国现在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而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皇权国家。但也正如许多文章所说，“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者由于“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以致封建主义的遗风仍然可谓举目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因子，和有违人类政治文明大潮的蒙昧、野蛮因子，区分起来未必能够一步到位。

人类有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成果。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得到全面的刷新。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文明理念的传播，在观念层面，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确立，而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则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政治落后腐朽的标志。在制度层面，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与之相应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而专制、独裁、极权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至少在观念上被否定。

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不同的政治状态被赋予了不同的褒贬属性。众所周知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词，无论在哪里都被认为是好的，而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等词则如同一种罪名，没有人乐于认领。这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是世界政治文明在一般观念上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一个证明。中国也在这一进程之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明确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好，并非与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全然不同的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全部政治成果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继承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就目前状态而言，“初级阶段”的定位，不仅适用于判断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适用于判断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的中国出现，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启动政治更新进程已是众望所归。为了人的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美好前景，为了更好的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很有必要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六大报告原文。

2、《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3、《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4、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列宁全集》第33卷。

6、《斯大林选集》上卷。

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

8、十六大报告重点内容摘录。

9、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的现实价值。

1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

1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南方网）。

12、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文)。

13、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

14、张闻天：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

15、论封建残余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及其肃清对策－－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

16、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梁栋，《邓小平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7

【关 键 词】政治文明/理论创新/小康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谈到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与此同时，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断和论述，既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行动方向。

通观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的整个结构和全部内容，通篇都是围绕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伟大旗帜，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来进行立论和展开的；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就包括了经济、政治、精神、生态等四个方面的子目标。在十六大报告的第五部分，江泽民同志则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来进行立论和具体阐述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进行理论创新的又一具体成果表现。对于推进整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提高和完善自身的有益成果与进步状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状态即为社会文明，人类自身的进化和提高则为人类文明，而人类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所获得的积极有益的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便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主体、政治意识、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传统、政治秩序，等等。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是政治民主的有益成果与进步状态的反映和体现。[2]

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总是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种文明形式。人类刚刚步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现，就是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使用，而且还表现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产生及其运行状态；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也不仅包括一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自由探讨的学术精神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及其丰富多采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括了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以代议制、选举制、分权制、多党制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也从来都是把社会看成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人类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邓小平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时，都非常强调政治文明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价值。如邓小平同志多次讲，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关于奋斗目标的表述，也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在勾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时，也是将政治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目标的。由此可见，政治文明是人类整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

关于政治文明的涵义和内容及其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献中就已经提出并被论证过了。(注：马克思在1884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就曾经将社会文明的结构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部分，当时尽管未直接明确使用“政治文明”一词，但其含义却是非常明确的，讲的是“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种提法，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论是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或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从未有过的；而过去20多年来在讲到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问题时，我们也一直是只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并没有将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类型并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一道进行阐发。所以我们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当首推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举行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他明确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后来在2002年5月31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他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政治文明的理论，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联系起来，从社会主义社会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的视角，进而将政治文明建设提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高度来认识，这样就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总体全局和战略高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从而使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走向成熟和完善。

由此可见，我们认为，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正式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加以阐述和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同时也可以说，在执政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文明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有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是不能被随意删除或被刻意回避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为在新世纪中叶领导各族人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所规划的一幅宏伟蓝图，是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所要实现一个的总的宏伟的发展目标，它包括了经济、政治、精神、生态等四个方面的子目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者缺一不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全面”的，都不能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总的宏伟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如果没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五部分讲“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开宗明义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作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地位，三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彼此互动，各自又在其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首先，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导。任何一种社会的文明结构都必然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和协调发展。相应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和整体推进的进程。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各自所体现的内容不同。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化与发展过程，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过程中所获得的积极有益的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它在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政治文明作为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它要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制度规范和方向指导。可见，只有这三种文明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才能全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其次，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进行经济建设，还是进行文化建设，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因为政治环境会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制约和影响。当代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而与这个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复杂化、利益要求的多样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必然要求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因此，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良好的法律保障，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就显得极为重要和必不可少。

再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都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互动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讲的，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要求，于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我们不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进行政治文明的建设，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应该说，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政治文明建设丰硕成果的推动是分不开的。[4]由此可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有益政治成果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标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影响或制约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进程。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更高类型的政治文明，既是对人类发展史上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文明的扬弃和质的飞跃，同时它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和异常重要。由此也就更加突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地位的重要性。

(三)

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通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为我们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路向。十六大报告既指出了必须通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同时也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标准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基本定位；同时他也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问题，即五个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概括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关于通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系统论述，主要有关于改革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本质要求、战略目标、具体内容、关键环节等方面的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进行。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和全部目的，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本质要求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综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方面面，通篇可以说全都是围绕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两个方面来展开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部内容的。围绕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两个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广泛涉及到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与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司法改革的许多内容，包括：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不断完善公开办事程序、加强法制建设提高立法和保证公正执法、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各级决策机关的决策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等。因此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任务，就是要着重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也即是说，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法制化。

政治民主既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所讲的，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实现政治民主的法制化，则是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和在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5]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发展民主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曾经多次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讲到加强民主制度化建设问题时，他更是多次强调指出，制度建设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6]针对过去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7]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制度建设，致力于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化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效是显著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在于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内容。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就在于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这个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既非常全面而又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内容，共包括九个方面，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九个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既是对邓小平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时展变化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这九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具体部署，也为我们在新世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指明了行动方向和具体思路，必将极大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为之勇于实践，努力奋斗，从而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步伐。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环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环节，就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践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是领导也是关键。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全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工程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既要充分发挥其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也要努力发挥先进示范作用，即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因此，就必须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坚持依法执政，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体地讲，就是党要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通过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实现党的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面对现阶段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增强法制观念，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严格依法办事；同时要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过去经常讲的和被现行宪法所确认了的“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坚持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提出了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思想，并且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8]这就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行动的方向，深化和创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进而也就从实践上科学地解决了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如何领导、怎样执政”这样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的概念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进行理论创新的又一具体成果表现，其内容博大精深，意义重大深远，为我们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基本路向，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努力实践。

我们满怀信心，憧憬着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比壮丽的灿烂前景。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

[2]金冲及.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76.

[3]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4.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

[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8.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1.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法制舆论监督

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点、最大的优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此为最根本的出发点。

一、政治文明建设要着重解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

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联系，这是由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主人这一本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还进行了政治体制方面的其他一些改革。现在党中央又提出了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可见这种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又是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密切相联系的，所以党中央又提出了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怎样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有关政治权力传承交接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的特权现象，并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产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都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应该提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加以解决，进一步加强民主化、法制化和程序化，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制定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守则

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免不了要涉及政治伦理问题。对于当政者、掌权者，除了一般的为人之道外，还应当提出更严格的、更有针对性的政治伦理要求，这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是一项重要内容。

为政者的诚信应当成为第一要务。瞒上欺下、搞数字政绩、报喜不报忧，尔虞我诈、妒能嫉贤者不配当领导者。

为人正派、公正是为政者的必备条件，对人对事都应秉公办事。对近者亲远者疏，对敢于监督揭发自己者怀恨打击报复者也不配当领导。为政者是人民的公仆，执政为民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贪赃枉法、者不但不能当政，而且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

为政者必须勤政爱民。吃喝玩乐、腐化堕落，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者，不能当领导。

为政者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己宽对人严者，不配当领导。贿选拉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要严肃查处，绝不能让其坏了政风政纪。

与黑社会相勾结，充当保护伞，称霸一方，危害百姓者，应当坚决制裁，决不手软。

小肚鸡肠，大事不闻不问；遇有责任互相推诿、上推下卸，遇有权利互相争夺、各不相让，不能团结共事者，不能为官。这里提到的有些问题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但是对于为政者、掌权者先作为政治伦理的要求提出，如果触犯了刑律，当按法律加以制裁。

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要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且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的文明建设也要协调发展，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改革，但相对比较滞后。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舆论监督与民意调查

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建立畅通的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

一些分子并不太害怕群众监督，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但是，他们却非常害怕舆论监督，他们的腐败行为一旦在媒体上曝光，就很难逃过党纪国法的惩处。所以，舆论监督是防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武器。当然舆论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此，它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得到落实的好助手。

现在，我国还未出台新闻法、出版法，对媒体的管理还停留在政策管理的层次，还未上升到法律管理。怎样在媒体的责任与权利之间求得平衡，既能体现宪法中的有关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原则，给媒体以法律的保护，又能体现媒体自身的责任，加强自律、责任意识，在媒体违规违法时可依法制裁，是有不小的难度，但总可以通过借鉴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来加以解决的。

与舆论监督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舆情即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的建设问题。这种机制我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还不是很健全、很规范、很畅通、很有影响力。在我国早已有党、政领导机关接待上访的机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还只能被动地接受送上门来的信息，还缺少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包括就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各级干部的考核等重要事项主动地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的机制。现在已经出现了某些民调机构，某些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民意、民调的内容，某些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些调查民意的措施，但毕竟还只是一些雏型，很不规范、也缺少影响力，急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加以促进和规范，使之成为独立的、规范的、透明度高的、公开公正的民调机制，使之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成为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党治国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