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09（2015）22-0084-01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争取早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新民主义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顺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也就从这里开始同时也从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以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三大时期”，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始终，始终是指引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离不开新中国对“五大经济成分”的改造。在这“五大经济成分”中，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很大，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较小，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扩大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需要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从这里发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后，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从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两大主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及教条的理解社会主义，导致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冒进的现象。为了追求绝对公平，搞平均主义政策。平均主义政策不仅没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反而有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均主义政策就是一种扭曲的公平，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但是普遍贫穷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时期

经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住了挫折与考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以遵循，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模仿。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为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样，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渴望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由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在政府主导下的建设，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能很好的发挥出来，更甚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市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给市场贴上制度的标签。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以计划为主，基本上所有的生产都需要国家统筹布置安排，这既影响了效率也丧失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就是为了打破原有教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尤其是对平均主义政策的否定。另一方面党和国家有强烈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资本主义有没有计划，这些都需要经过改革开放，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建设的经验得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带有制度属性。从此，人们摘掉了对于市场的“有色眼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了快车道。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成熟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没能很好的跟进，人们一度出现了迷茫，甚至于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什么？特色是什么？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让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为了解答人们的迷惑，解放人们的思想，审时度势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高度凝练以及精简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最鲜明也是最全面的“中国特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严格意义上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做大社会主义的蛋糕，为了做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的内涵与实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贫穷与资产阶级的绝对富裕是典型的矛盾，也同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最大的矛盾。作者简介：刘文珍（1987-），男，山西临县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胡鞍钢著.中国:新发展观[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7-02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光辉著作,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作出了正确的科学分析,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南。《资本论》问世已经一百多年,资本主义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它的基本原则仍未过时,仍然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有力武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没有专门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原理,在《资本论》中也有很多设计,其中不乏被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预见。《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资本论》对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使用了很多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词语或者市场经济的同义词,如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等概念,特别是其中有关商品价值和货币的理论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

第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运动的《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平衡理论和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在市场经济体系理论中对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为我党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养料。

第三,《资本论》对市场经济共有的市场运行机制作了精辟的论述,它所阐述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有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如马克思对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阐述,以及对竞争、供求、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的解释,等等,都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建设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可缺少的。

第四,《资本论》关于流通理论和市场的理论,关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理论,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的基本的指导性理论。

第五,《资本论》关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原理,关于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原理等等,关于社会主义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制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党的十五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吸收当前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①

总之,在《资本论》这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再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可能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相关理论,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结合起来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1)邓小平同志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本经验,指出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2)他吸收和采用了《资本论》的很多观点、方法和理论阐述,使之成为他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创立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要求要以马克思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基础。在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关社会主义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到上述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的影响。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不变;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上述几个方面相适应,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这个基本框架的内容来看,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紧密结合,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通则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这表明,党中央在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时,也是以马克思《资本论》当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指导的。

三、学习《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充分认识和学习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并以其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同时要注意吸收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够取得不断的进步,才能够保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统工程的顺利、健康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市场经济细胞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运行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分配体制、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理论,等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资本论》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统一性。学习《资本论》,对于我们深入、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源头、理论渊源,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进一步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

《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都不能丢。当然,我们也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就是说,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使之作为我们观察和理解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的理论阐述,就应当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基本指导性思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96.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首先，西方经济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作一种先验的存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运行。它并不研究市场经济本身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把它当作研究的公理式前提。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正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从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目标模式。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其实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还隐含着另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经济学所阐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一般，而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一般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理论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那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虚置、否定。必须指出，随着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苗头已经显示出来。

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本的理论工具。长期以来，流行于经济理论界的基本方法论是兼容论，即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为前提，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兼容论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弄清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待于转变。兼容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与这种情形相适应，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理论思维方面看，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先研究其中的个体和细节。要把它们从与整体的历史的自然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逐个地加以研究。这正是兼容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兼容论终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把市场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外生因素，在此前提下考察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存在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它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人为地划分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两个板块，割裂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它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具体方式方面没有提供客观根据，因而理论界涌现出众多的解释理论和设计方案，理论纷争极大，被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第三，它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列的经济形态，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兼容论的历史局限性就显示出来，并逐渐失去了对改革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唯一适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的有机整体，它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就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决定了研究的方法论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整体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就是关于整体的方法论。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唯心的。因此，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合理的辩证法应该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科学的研究过程，即在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分析各个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科学的理论综合过程，即在前一过程的基础上，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逻辑推演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这时的具体已经不是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就如同一个先验的结构展示在我们面前，而这就是思维掌握整体世界的特有的方式。

这样一种方法其实也就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作为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这个整体运行、变化和发展的规律，逻辑地把握和在思维中再现这个整体，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我们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不能把它们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不能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结合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有机整体的两种内在规定性。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没有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解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因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含着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同样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因而市场经济内含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两者相互决定、互为前提，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范畴上都表现出来。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出发。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起点，因而也必须是思想和理论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说我们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基本的规定性，把它们作为研究的既与前提与起点，并从这些抽象的前提出发，逻辑地发展出市场经济关系，而这些抽象的前提也就在逻辑的进程中获得更具体丰富的规定性。按照这样一种方法，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出发来理解多种所有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要支配其他一切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普照的光”，其他一切色彩都要隐没其中。因此，我们就不能从多种所有制的本来意义而必须从公有制出发来理解多种所有制，把握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属性，确定多种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唯一，模式也都多种，总结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主张资源配置方式同社会制度相分离。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等人提出的“中性机制”（neu⁃tralmechanism）指出：“经济体制机制可以从某一经济环境转移到另一环境中去的。”［1］英国理论家在“中性机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联姻论”即市场并不是非资本主义不可，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英国的学者埃斯特林也指出：“资本主义是绝不会完全没有市场因素的，但市场却可能彻底离开资本主义。”［2］从这几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述中可见，他们是反对将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相关联的。（二）强调市场对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倡导“主导机制论”。这是在前一项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指出，市场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有效路径，市场机制不但要运用好，还要把它当作是资源配置的主导。［3］正如埃斯特林所说的，“应把市场当成主要的交易机制来对待，只有在必要之时才引入非市场机制作为补充。”［4］［5］［2］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主导，只有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才需由政府来补救。（三）主张资本社会化，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均衡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造成的。例如英国学者皮尔森则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4］（四）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取向。市场社会主义者呼唤平等、民主、自由。当然这里所谓的民主，不单单是经济意义上的，更重要的体现在政治上。美国经济学家施威卡特称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论述中假设存在一个维护公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然后通过层层的选举方式选出民主机构，以此来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替。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共同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它不具备制度属性，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而采取哪种经济手段，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不应以经济手段来区分一个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拥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基础，还存在着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调节领域和方式，因此它在彰显价值规律的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防止价值规律带来的消极影响。（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七大报告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宝贵经验。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工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弥补了市场经济自利性和牟利性弱点，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共同富裕目标相统一的市场经济。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力图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悬殊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问题。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通之处

（一）打破传统，赞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有效结合。从兰格模式开始，市场社会主义就倡导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来，积极寻求一条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效的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较之而言虽晚一些，但也是立足国情，打破了教条的计划经济藩篱，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二）重视市场，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有共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即是37页）对市场地位不断突出的一个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因素也是从无至有，将市场的地位逐渐科学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都注意到了市场自身的盲目、自发与滞后，因而，他们否认市场是万能的，指出在重视市场的同时要辅以国家的宏观调控。（三）追求公平，在价值取向上二者相通。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证公平与正义。即便是到了后来出现了不同的模式，但它们仍然以公正、平等为目标，且这种追求的经济前提依然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这就为达到共同富裕建立起了制度保障。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与平等、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异曲同工的。

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本质差异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有各自理论的侧重点的。只有弄清楚二者的区别才能更好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理论来源及现实条件存在差异。首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它立足资本主义现实，虽倡导公有制，但自始至终未能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多党制、代议制民主制度基础上想要采取改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企图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彻底社会主义”。因此，这种理论仅仅是一张蓝图，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主体。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上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保护中，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解放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基础。（二）制度主张存在不同。首先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者仅仅将公有制认为是实现公平与公正的手段，而非制度。他们甚至把公有制分解为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全民股份制等。其次是在宏观调控上，两种理论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有异见。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补充“市场失灵”角度入手来看待政府宏观调控的，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挽救市场造成的不良后果，这种宏观调控主要集中在社会投资、利润分配等方面。再次是在收入分配上，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从制度方面去保障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而是代之以具体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上述三个方面都已经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且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对应。（三）发展目标存在差别。市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与公正，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以及社会福利层面。他们想通过社会主义的平等特性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他们只是想以此为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问题，将重点和落脚点放在结果上，谋求的是公共利益方面及社会福利上公正与平等。而我国并不是仅仅注重发展结果，在建设发展的进程中就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不单注重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更注重过程，强调共享发展。

作者:侯坤 侯诗震 单位: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余文烈，刘向阳．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J］．国外社会科学，2000（5）．

［2］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3］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

一、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理论的探索进程又拉开了全新的篇章。自那以来，基于我国自身国情的市场经济理论的雏形初现，并最终完善为一套适应时展的体系。而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它与传统理论中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东西”产生了明显的背离，并形成自身的理论。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可谓历经一番寒彻骨，终得梅花扑鼻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向上发展，并从最初的探索阶段进展为后期的确立完善阶段，使得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有了新的高度。

二、探索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另一方面强调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以此为开端积极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使市场因素更多地渗入到经济体制中。在领导集体中，陈云和李先念对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认识较早，并且对于计划和市场的看法较为一致，他们都认为以往的计划经济对各方面要求得太严，要正确认识和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对于市场和计划的兼容态度引领了对计划和市场探索的新思路。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等问题时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有重大进步意义，突破了把市场排斥在外的传统认AX。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而这个原则直接有助于市场自身调节功能的发挥，使其从原先被计划经济体制局限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而就当时来看，国内学者对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抱有乐观向上的态度。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认为，可以结合市场与计划这两者协同作用，使得资源配置体现最大的效用。总之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进展，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虽然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相比仍算是取得了巨大进步。

三、探索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十二届三中全会，至南巡讲话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历史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经济理论的深化。在1987年的十三大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0年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明确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依靠计划和市场两者相结合的思想观点。在那一时期，著名学者于光远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初期计划和市场的相结合的必然，而随商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基于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四、最终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南巡讲话到十六大召开前。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这一中国特色理论终于提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讲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开创性论述彻底解除了将计划和市场看作是区分社会基本制度要素的思想束缚，彻底摆脱了凡事都得先考虑一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定势，为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起到根本的稳固作用。十四大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规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而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做了进一步勾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一阶段中的理论内涵做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其中，学者张卓元表示，我国市场要熟练地运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先进的手段方针，促进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到了上世纪末，基于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得以确立。

五、完善和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十六大开始至今。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指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次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2007年十七大召开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性地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这一转变，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中的新突破。学者张卓元指出，起决定性作用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展开。这一阶段，在进一步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六、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对其探索进程进行梳理，从个人角度讲，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其演变过程，以便进行深入研究；从社会角度看，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深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继续扩大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推动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杨干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卓炯，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1908-1987)。2008年1月是卓炯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可贵的探索精神，2007年12月18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委党校承办的“岭南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广东省委党校学术交流中心举办。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恒瑞、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丁晋清和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利文同志主持。

李恒瑞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这期以“缅怀卓炯，畅谈改革”为主题的论坛，目的除了回顾卓老在学术上的成就，学习卓老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之外，还在于要深入贯彻学习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他相信这次讨论会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开放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卓炯的经济思想，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丁晋清在讲话中指出。卓老给我们最深的启发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作为理论工作者，就是要学习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就是要学习卓炯先生敢于创新、敢于解放思想的这种学术风格。

论坛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来源与卓炯的经济理论探索求真结合起来，围绕卓炯的学术思想、学品、人品以及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探讨。现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如下。

一、卓炯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轨迹

卓炯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黄德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文章从回顾上世纪40年代在中山大学读书与卓老的师生关系说起。当时卓老任教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讲授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两门课程，他讲课观点新颖，学问渊博，诲人不倦，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从事社会保险研究与教学，深得他的启迪，印象极其深刻。40年代王亚南先生也在中山大学任教，对卓炯器重有加，卓老由此而从社会学研究转向《资本论》研究，也就有了他后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郎静心、李鸿生(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卓炯专项基金研究员)考证说，1931年卓炯考进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毕业后又考进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卓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吸收进党的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41年卓炯到中山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根据组织的指示，负责联系和关心进步教授王亚南、陶大镛等，并和他们一起钻研《资本论》，倾心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观点。

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指出，卓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逝世整整30年。为建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60年代初。提出“社会分工说”，这是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形成的理论基石；(2)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充实；(3)之后卓炯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内容，并借鉴《资本论》的体系，试图改造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特色的新体系。

周治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则将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演进分成几个阶段：上世纪60年代初卓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思想。并直接使用市场经济概念，其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的思想是超前的，但卓老却谦虚地称自己的观点“被理解”了，或说“跟上时代了”，凸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同时卓老在许多论文中积极倡导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卓炯一以贯之的经济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卓炯革命”，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北方的孙冶方、波兰的奥斯・卡兰格、捷克的奥塔・希克等改革派经济学家齐名，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应当认为，卓老商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体系到范畴、概念都吸取和借鉴了《资本论》的精髓，又特别注重联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艰苦探索，完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著作《(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给我们留下丰富、厚重的经济理论遗产。

张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认为，卓炯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第一人，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第一人。早在1961年初，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必须实行商品经济体制。1961年中，卓炯又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然后系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卓老比其他经济学家和经济改革决策领导者更早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他当之无愧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二、卓炯理论特点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黄德鸿教授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内容和特点。(1)1961年卓老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观点。他说：“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经过20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完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得出了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相同的结论。社会公认：卓老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位先驱。199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考查珠江三角洲经济时强调，“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 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三是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他最喜欢马克思1872年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四、卓炯理论的实践检验与启示

左连村教授强调，卓老运用经济范畴二重性的观点分析剩余价值的理论思路对认识当前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有重大意义。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导出市场经济范畴的二重性特征，即市场经济一般和市场经济特殊。市场经济一般是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适用的，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特殊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与不同的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直接表现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对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思想，邓小平在1992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里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把它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这是遵循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讲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一般作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一旦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就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即市场经济特殊。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这是市场经济特殊性的最根本的表现。

杨永华教授认为，从经济理论来说，卓炯有关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改革思路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其中隐含着的理论问题相当复杂。复杂中暴露出许多难点。这些难点包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私营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等，都需要根据改革实践进行充实和丰富。比如，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政府为市场主体还是以个人为市场主体的不同看法，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有观点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该以企业为市场主体。也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以个人为主体。其实，企业就是一组人组成的一个经济团体。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就不可能有企业活力。即使主张企业为市场主体，也回避不了个人的活力问题。否定了个人，也就是否定了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李金亮(暨南大学教授)指出，卓老在数十年前所倡言的“商品万岁论”，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上的ABC。时下的后生之辈甚至还可以指出先生此论的不足。例如。卓老只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解释商品的成因。却未能从更为重要的“产权分立”的角度去辨析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阙如，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够彻底。然而，卓老高论中的这种“不足”，较之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实在瑕不掩瑜，难于求全责备。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和怀念卓老，并不完全是纪念和怀念他数十年前所发表的那个文本。而主要是纪念和怀念他发表这个文本时的那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服膺学理和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卓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学人树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榜样。虽然我们时下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跟卓老数十年前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在探索问题和追求学理方面，卓老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纪念和怀念卓炯先生的时候，仍然要继承他为我们垂范的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做“犬儒”、不当“风派”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操守，更要将这种精神和这种风范发扬光大，激励自己在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

郑英隆(广东商学院研究员)指出，卓炯经济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其商品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论，专论生产力的著述甚少，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却贯穿他整个商品经济思想体系始终。卓老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光点，主要发生在生产力的组合发展观上，而他的生产力组合发展思想又是以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为前提的。他运用层次分析法使影响生产力的诸多因素系统化，形成他的生产力因素层次结构。他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理论启示是：当今中国必须深入研究生产力组合发展趋势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组合发展方式。

黄灼明(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深有体会地指出，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关键是在“理论基石”和“理论核心”，即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卓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传统的狭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创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与“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劳动的新变化，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为它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概括起来，实质上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首先，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第二，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总体劳动”大大扩展了，而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野超越了国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在纪念卓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他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把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武汉(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指出，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广东的价格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充满经济色彩的生产价格论战当中，卓炯就毫无顾忌地站出来，提出了两个价格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卓炯在广东价格协会召开的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发展价格改革开放的论坛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是要搞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而要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要大力破除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刚化的价格体制，才能逐步理顺价格体系，才能够促进商 品经济的发展。他的这一个观点为广东价格改革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朱慧强教授还就卓炯的经济思想对广东外贸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卓炯的学术风范

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卓炯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高尚的学术风范是分不开的。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指出，纪念卓老，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好地学习卓老的严于律己、宽裕待人、宽宏大量的精神；应该很好地学习卓老大公无私、不求名、不求利的精神。卓老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品德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干部和学者学习的榜样。翟锦云(广东省统计局原局长)在发言中也指出，要学习卓炯专心学术的研究风范、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风范和继续开拓创新的研究风范。学习他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李江帆(中山大学教授)在《卓老与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中动情地说，卓炯辞世虽已20年有余，而每当回想起卓老生前的热诚关怀和扶掖，对我第三产业研究(李江帆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于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坚定支持，一幕幕消逝的往事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那样，历历在目，浮现在脑际。卓老最优秀的品质在于他坚持追求真理。我们要学习他坚持真理绝不跟风的坚定品质。

马恩成(广东省农业厅高级经济师)在发言中强调，出大师的条件是必须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卓炯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榜样。他认为只要有社会分工，就会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有分工，就必然会出现商品经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取代僵化的计划经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曾一度被迫自杀，幸经抢救才活了下来。但他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事实证明，真理在他的手中，而不在那些见风使舵、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的人手中。我国当前思想分歧不少，需要弄清的观念还很多，只有分清是非才能坚持改革开放。而只有发扬“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能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因此今天仍可看到卓炯风格之可贵，仍然需要大力发扬卓炯同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有8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邓小平亲笔写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的提纲中，他提出：“自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自”这3个字很简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后来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年，邓小平与江苏省委负责人座谈，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第四件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由于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对于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六件事，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一论断，在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七件事，有人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八件事，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而且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明确的表态，使得我们党从十四大开始，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的科学论断，突破了这种经济理论的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

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工作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强调的重点是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一、人文理想与自然规律的碰撞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时，马克思还富有深情地讲到：“我的见解，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⑷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凝聚他多年心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基本原理是普遍的，科学理论是理性的，客观规律是冷酷的，然而人类社会实践则永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构想，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机器工业的大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这样一种现实而言的。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无产者与有产者的阶级对立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他们还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方法应当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然而，人类社会实践远远不如理论构想来的那么简单。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是在作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经济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建立，并且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君主集权残余相对较多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探索。尽管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各自国情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完全一样，然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普遍急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必然属性，反过来把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虽然在工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再加上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惨痛教训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认识到，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反制作用。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建设实践过程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显然不适合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反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真理性。同时，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者也始终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具体建设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他们以其教条式的理解来指导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才能够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从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史看，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严重问题，它会造成人对人的剥削；立足于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理想，它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经济萎缩。因此，无论从理性的逻辑推理来看，还是从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人文追求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应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灾难。能不能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没有剥削的公有制经济，马克思晚年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1881年2月，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教能否在俄国当时存在的农村公社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绕过经济剥削，直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在1881年2月至3月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几易其稿才给查苏利奇回信。在其中第一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都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t4，—6＂4671这一构想。即不经过资本主义那种人剥削人的、令人羞辱的生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而是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个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关于这种“正常条件”，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作了一定的说明：“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做法是极其慎重的，认为如果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互相补充，就不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俄国革命并没有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补充，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1918年夏，英、法、德、日、美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勾结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妄图通过铁血手段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俄国75％的国土，切断了苏维埃共和国与产粮区的联系，使工厂停工、交通瘫痪、工人挨饿、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在这危急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果断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在战争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功。1921年春，卫国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抵制，使俄国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暴动。这一危机表明，战时共产主义己经不适合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列宁于1921年3月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m。1921年10月，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列宁已认识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直接跨越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列宁英年早逝，对私有制要保留多长时间、什么情况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等问题，并没来得及作进一步的探索。但是，从“改行”＂退回”“恢复”等字眼可以看出，列宁已察觉到，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外，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继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面采取公有制计划经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对包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由此开始僵化，市场经济与计划济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应当保留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而不能急于实行公有计划经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949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谈到：“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我说既有罪也有功。”“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为了鼓励当时的资本家开工生产，他还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薄一波在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949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在此次会议上也指出：“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1950年4月，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1，211950年6月，陈云在谈到经济形势时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入民都有利的。”1950年1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保留私有制经济成只是权益之计，而在后期的实践中，也是把市场经济作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建国初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后期受极左思想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急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对国家建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实践证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完全绕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人对人的剥削，直接建立和发展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种美好但不现实的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来进行经济建设，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没有条件地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用一种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纯理性的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不顾实际，硬把生产力的发展往一个提前设定好的生产关系的套子里装，也是注定不能够成功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继续进行不懈地思考与探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科学论断，是党和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结果。同时，这一科学论断也为我们党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然而，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始终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9年1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985年丨0月，邓小平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1987年2月，他进一步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无非是某种手段和方法，只要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好处，完全可以都拿过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搞市场经济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也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经过坚持不懈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总结，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来，这一目标始终在激励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持续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理论突破的意义会越来越凸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包括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包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国共产程》和党的十报告都对此作出明确说明。在《中国共产程》中，肯定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就必须“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古老的中华大地迸发了无限的活力。《中国共产程》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的经济建设才是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建设，是被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当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剥削现象，这是中国现阶段必须忍受的经济成分。市场经济并不完美，它所存在的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状态，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加以抑制，这也正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出：“要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所谓“不超越阶段”，首先是不能够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出台政策规定，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初步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一优越性还将进一步获得更加全面的体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运动的未来，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首先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最终迈向一个人们所憧憬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9篇

《领导文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加系统、整体、协同，作为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研究的学者，您怎么看待这次全会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韩保江：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系统性。因为以前的若干次的三中全会，大部分都是单项改革，但是这一次，突破了原来的单项改革的这样一种设计，把单项改革推广为全面的改革。因此，系统、整体、协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对未来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回头看历史”――改革开放35年来形成了体制优势，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放眼看世界”――中国可能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但新的格局也将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冲击；“低头看现实”――我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和信息网络发达的新困境。因此，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这次改革是我们在中国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基础上，一次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检查、自我提高的改革。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我们的体制机制当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制约发展的藩篱需要拆除，这些问题和藩篱影响着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必须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我们这次改革的总目标。围绕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个制度的子系统，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这就像一列“特别号”动车一样，这列“特别号”动车与其它动车所不同的是，要求每一个车厢都要有一个发动机，我们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特别号”动车的“火车头”，联合同样拥有能量的各领域改革的“动车组车厢”一同发力，变单向改革为综合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为了给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决定提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总之，这次三中全会是新时期中国改革的动员令，要把这个动员令贯彻好、落实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坚持全会提出的6个“紧紧围绕”，不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方面的改革。

《领导文萃》：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次改革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市场和政府各自干好各自该干的事。您怎么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新论断？

韩保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论断，是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新论断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含义，对于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5年来，市场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可见，我们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认识，是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

然而，从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基本沿用十四大的提法，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的强调逐步加强，但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只能起“基础性作用”的判断始终没有突破。也正是如此，我们在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个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的时候，总是把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置于市场之上，放在优先地位。由此导致的政府越位、错位以及大量的随意性干预现象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20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鲜明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崭新论断。对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作用定位从“基础性”变为“决定性”，尽管只有“两字”之差，但意义巨大。

它不仅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日益深化，而且再次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更预示着一场在党的领导下旨在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规范政府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新战役将拉开序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中枢和集中体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资源是稀缺的。合理配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闲置和浪费，进而使其得到充分利用，是任何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问题。然而，要配置好各种社会资源，无论政府有多少智慧，计划有多周密，都不可能比市场这台“超级计算机”更高明。市场借助其发现价值的神奇功能，不仅能够让各类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让各种资源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门和地区。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反复试错、自我均衡的社会选择过程中，市场通过其内在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由此奠定“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领导文萃》：全会决定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提出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请您解读一下中央为什么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将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

韩保江：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而产权清晰则是市场交易和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这就是说，只有先明确商品的归属，真正找到商品的所有者，才真正产生商品交换。可以说，没有清晰的产权，就没有交换关系和供求关系的出现，也就没有市场机制的产生，更谈不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要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努力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拥有的财产、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等现代产权制度基本要求。

首先，要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各类公有产权，努力提高各类公有财产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这里讲公有财产不仅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而且包括国有金融企业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只有进一步明晰并保护这些公有财产权利，公有财产才能避免或减少侵占和流失，并通过资产运营和流转实现保值增值。对于矿山、森林、国有和集体土地等公共资源，也要通过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其产权，引入市场竞争和有偿获取公共资源使用权的产权制度安排，使公有财产权依物权法享有私法上的自由，使公有财产进入市场，按实价购买或租赁公共资源的使用权，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效遏制公共资源的非法利用和浪费现象。

其次，要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各类私有产权，努力提高各类私有财产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里讲的私有财产不仅包括普通居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私有财产，而且包括各种由私有企业和个人拥有发明专利、品牌商标等知识资产。只有进一步明晰并保护好这些私有财产所具备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等权能，才能从根本上调动个体私营经济和老百姓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繁荣。对此，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有句名言说得好：“在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任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

《领导文萃》：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正是在这个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您怎么看本次全会对市场的再认识和再松绑？

韩保江：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直接点明了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

要建设现代市场体系，首先要健全市场体系，加快补齐生产要素市场“短板”。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等，完善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稳步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培育外汇市场，积极发展保险市场等。资本等各类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使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地向城市和向二、三产业转移，以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要规范和发展土地市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其次要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清除市场壁垒。要禁止各种形式的垄断和不平等竞争行为，加快形成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法制法规。通过严格执法让各种形式的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和不守信誉的行为无法生存，还企业和老百姓一个真正放心的市场环境。其三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只反映了采掘、运输等开发成本，忽略了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是导致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利用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必须纠正长期流行的资源和环境无价值的传统观念，确立新的资源价值观，依据效用价值理论对具有内在价值的资源产品进行定价，彻底改变资源价格背离资源价值的做法。不仅如此，要依据公共资源的自身特点，确定不同的资源价格政策，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领导文萃》：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府职能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和变化，但是这种改善和变化仍然不能适应越来越发达的市场经济需求，政府职能行使中仍存在许多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很多时候，政府依然在做市场应该做的事，而对自己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好，尤其是在提供公共产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方面严重缺位。这种既越位又缺位现象已经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次全会特别强调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并强调，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对此，您如何理解？

韩保江：转变政府职能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保障。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政府越位、错位、缺位问题突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大障碍。虽然自1988年我们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政府职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国政府正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但由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改革的渐进性，政府职能始终仍没转到位。一方面，政府仍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行政许可事项仍然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以批代管”、“以罚代管”等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比较薄弱。比如，政企、政资不分，企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就不可能完全确立。政事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政府包揽过多的局面就难以打破，社会事业就不可能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先过政府转变职能这一关。

要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科学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宏观调控和经济调节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重点搞好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和指导协调，进一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市场监管方面，政府要着力解决管理职能分割和监管力度不够的问题，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使违法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形成自我约束机制。社会管理方面，政府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管理规则，丰富管理手段，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体参与和竞争的环境，平等地保护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增加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群众文化、公用事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切实解决好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低收入阶层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等突出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职责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根据责任与权力相统一、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能和权限，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和分工，形成合理的政府层级体系。完善垂直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在确保中央统一领导、政令畅通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地方政府的管理责任，防止出现“上面管到看不到、下面看到管不到”的现象。

第三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要全面梳理各级政府管理的事务，坚决把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项转移出去，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分权于社会。除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外，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事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政府都不应再管。改变政府直接管理和介入经济活动的做法，从直接代替企业决定项目、招商引资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第四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这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保障措施。党的十以来，曾多次强调，不能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指标的权重，综合考核干部政绩。要严格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公共支出制度，切实严控“三公”开支，降低行政成本，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