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22 10:08:53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社会科学研究》（CN：51-1037/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社会科学研究》获奖情况：全国中文优秀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四川省十佳期刊;全国“双效期刊”。以大学师生及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为读者对象。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4]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译本，第34页。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社会科学研究；科普工作；应用对策研究；广西
［作者简介］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 G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6-0018-000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都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纳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布局，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新的机遇，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2011年是广西“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广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牢牢把握机遇，奋发有为，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为加快“富民强桂”新跨越作出显著贡献，充分发挥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思想库”和政府“智囊团”的作用。
一、以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为切入点，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广西社会科学院通过一系列活动、课题使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得到显著推进。2011年8月18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办、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深圳）、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2011年“泛北部湾智库峰会”，并与泛北国家相关著名研究机构共同签署《“泛北智库峰会”宣言》，同意建立固定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深度研究泛北合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对策。这是继2010年《“泛北智库峰会”成立宣言》发表后的又一重大智库宣言，有力地推进国际或区域性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及成员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人员交流。10月，广西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系列论坛”之一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论坛以“加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为宗旨，围绕“新形势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的主题，就扩大中国－东盟政治、经济、文化合作领域，深化区域行业之间的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进行讨论和展望。两次中国－东盟智库峰会，对推进中国－东盟的全面合作和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深度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机构和有关专家学者直接参与多项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要报告和文件的撰写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广西社会科学院牵头开展了“关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三基地一中心’问题研究”和协助开展了“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幸福广西问题研究”两个党代会报告重要专题的调研工作；该院主要领导吕余生被邀请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协助考评工作，作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第四调研组组长，蒋小勇全程参加了党代会报告的起草，袁珈玲参与全区农村工作会议材料的起草工作等。吕余生主持的《关于从源头处理影响广西社会稳定13个突出问题的调研评估报告》获得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温卡华的批示，林忠伟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5篇调研报告分别获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际瓦、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新建的重要批示，批转自治区相关职能部门落实。该院专家还积极开展为党委政府、部门及地市县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主持或参与自治区、市、县三级“十二五”规划编制共34项，参与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课题研究工作3项。广西区党校自2010年开始设置全区党校系统咨政类重大课题，当年立项18项，2011年立项29项，选题包括《广西经济增长协调机制研究》《广西建设面向东盟商务总部经济对策研究》《基层党内文化建设研究》等。2011年，由河池市党校主持完成的《河池市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核心成果《依托世界级生态旅游“富矿”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产业》在广西区党校咨政内参《党校要报》发表呈报自治区党委后，获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的批示。社会科学科研项目贴近党委政府决策需求，更加发挥出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2011年系列蓝皮书以真实的记录、准确的数据、深入的分析继续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战略、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支撑。2011年出版有《2011年广西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2011年广西蓝皮书：广西文化发展报告》《2011年广西蓝皮书：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越南国情报告2011》5部，该院还与自治区北部湾办、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编著出版了《广西北部湾经经济区开放开发报告（2011）》《泛北部湾合作发展报告2011》，并作为2011年第六届泛北论坛的会议材料。此外，《2012年广西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2011年12月召开的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出版，为会议提供了翔实的经济数据和决策参考意见，反映了社会科学成果的时效性得到显著提高。
二、针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可行性研究成果显著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社科联及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针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遵循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六个着力抓好”工作思路，积极开展多项学术研讨活动和课题研究，形成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成为有关部门、行业推进工作的理论支持，为推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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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何平立，沈瑞英
16.论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为视角的分析魏建国，WeiJianguo
17.和谐架构下行业协会的性质定位及立法表征何晓平，范湘凌，HeXiaoping，FanXiangling
18.论公司债券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刘迎霜
19.公司董事和股东知情权比较研究刘彦沣
20.立法迷惘萦绕刑事证明"二推论"陈界融
21.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杨敏，郑杭生，YangMin，ZhengHangsheng
22.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PanSuiming，YaoXingliang，HuangYingying
23.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王跃生
24.公民意识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王卓，吴迪
25.试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基于政治伦理的视角阎钢，YanGang
26.批判与重构:萝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张秋梅
27.简析对塔尔斯基等值图式T的收缩论处理秦玮远，资建民
28.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H·Л·玛玛耶娃，李旭
29.西晋"八达"之游所见名僧与名士之交往——兼论中古佛教《放光经》的译传及影响吴中明，WuZhongming
30.1950-1951年上海的天花流行与应对策略艾智科
31.南京国民政府县自治法的官治化周联合
32."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本质论反思——文学存在论研究(一)单小曦，ShanXiaoxi
33."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谢应光，XieYingguang
34.唐传奇《柳毅传》中扣树情节之民俗探析张黎明
35.金圣叹评《第一才子书》探原汤君
36.中国古代诗文研究的指南之作——评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戴伟华，彭梅芳
1.论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类型文军，WenJun
2.需要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彭华民，PengHuamin
3.心理学与社会工作的本质区别及其对构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启示刘继同，孔灵芝，严俊
4.制度多样性及其动态关联李厚廷，LiHouting
5.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治理模式变革与经济发展张慧君，黄秋菊，ZhangHuijun，HuangQiuju
6.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集群为例吴翔阳
7.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兼论西部旅游跨越式发展思路张谷
8.企业心理资本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前瞻价值魏荣
9.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史云贵，屠火明，ShiYungui，TuHuoming
10.西方社群主义的洞见与局限梁东兴，唐鸣，LiangDongxing，TangMing
11.历史坐标中作为解释框架与建构方案之"信任"理论——《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信任"理论解读梁莹
12.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责任叶青春
13.民间组织兴起与当代社会秩序转型苗梅华，MiaoMeihua
14.侦查到案措施:一个初步的制度解析唐雪莲，马静华，TangXuelian，MaJinghua
15.股权投资基金治理机制研究——以有限合伙制基金为中心肖宇
16.论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郭天武
17.大型商场防止侵犯他人商标权法律思考但咏梅
18.生存与发展:民俗村的二难选择——云南民俗村调查韩秀记
19.西部人文资源以及西部研究中必须走出的四个"误区"雷虹霁
20.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人性观: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刘雪梅，LiuXuemei
21.齐物方可达道无言最是逍遥——论庄子"齐物论"思想中"齐物"、"齐论"和"齐语言"的先后之辨王永豪，WangYonghao
22."孔颜之乐"与"诗化生存"理想的建构张明
23.《老子想尔注》中的大爱美学思想研究苏宁
24.有限的伙伴关系:1928年至1944年中国与德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WilliamC.Kirby，范瑞明
25.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李细珠，LiXizhu
26.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粟品孝
27.清代四川雅安"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兴起与传播陈志刚
28.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王本朝，WangBenchao
29.论现代散文理论资源存在的形态特征周红莉
30.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王齐洲，WangQizhou
31.息壤出自岷山考宋小克
32.破解西部资源悖论实现区域科学发展——《西部地区资源产业链优化研究》简评黄寰
1.从族裔到国族陈明明，ChenMingming
2.民族生态与国家建设纳日碧力戈，NaranBilik
3.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周平
4.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杨龙
5.坚持和完善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政策施雪华
6.民族、民族国家和人类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考察任勇
7.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新探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王制》开场绎读刘小枫，LiuXiaofeng
8.政治哲学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黄瑞成，HuangRuicheng
9.政制与德性——西塞罗的最佳政制和立法问题王双洪
10.洞穴与哲人——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对重返洞穴的解释李世祥
11.重写文学史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为中心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傅璇琮，FuXuancong
12.疑案破解既有成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陈怡良
13.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说起刘跃进
14.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宁稼雨
15.《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木斋，MuZhai
16.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G20应当持有的基本立场刘瑞，徐毅鸣，LiuRui，XuYiming
17.世界性经济危机:理论和现实的思考王志伟，WangZhiwei
18.欧盟东扩后共同区域政策的调整与变革李朝晖，邓翔
19.对制度安排的劳动力市场退出和退休行为的经济学分析郭正模
20.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李江华，邢军
21.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路向——透视地方行政改革创新经验莫于川，MoYuchuan
22.中国民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民主运行结构的调整赵厚钊
23.社会保险立法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谢增毅，XieZengyi
24.战争与生态安全法律问题张景明
25.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之完善周中举
26.论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比较法视野刘远熙
27.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方法论视角——以施坚雅、弗里德曼、黄宗智、杜赞奇为例邓大才，DengDacai
28.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生活质量:社会需求与政策回应王培刚，李光勇，WangPeigang，LiGuangyong
29.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的两种理论解释及其比较研究陈天柱，苏祥
30.以大爱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培育和灾后重建问题研究张克俊，张鸣鸣
31.基于信任关系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研究刘鸿渊，史仕新，陈芳
32.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田岛信雄，NOBUOTajima
33.以"反赤化"的名义:北京政府后期奉直等系军阀的军事行动王建伟，WangJianwei
34.崇厚与李鸿章汤仁泽
35.张雪岩与抗战时期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王京强
36.论民间文化保护体系建设刘先强，卢德生
37.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的有益尝试——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秦宣
38.让制度在研究者的笔下运转起来——读《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研究》有感张星久
39.中国特色危机传播理论的奠基之作——读《危机传播概论》石本惠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讲，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静态上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制度体系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动态的层面则表现为二者的互动关系。二是从本质上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在内在逻辑上具有同源性和目标的一致性。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和本质原因，进而指导人们更科学地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公共政策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公共职能及公共责任一起发展起来的。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公共政策制定者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就需要了解或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关知识和发展规律，而社会科学研究恰能填补这些知识的需求。三是从研究方法上分析，社会科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复杂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是一种较为普遍且涉及宽泛的研究方法，因而研究成果也具有兼顾面广的特点。正是这种宽泛的特点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整体的、联系的智力支持，满足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理论依据和要求。正如曼海姆所言:“政治能够利用它的世界观作为武器……作为政治与科学思想这样融合的结果，各类政治，至少在它表现得可以令人接受的那些形式之下，逐渐染上科学的色彩。”因而，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特性与公共政策对科学知识需求的相契合，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
在我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前，这类机构体现为不同的组织类型，从静态的视角，按照组织属性和隶属关系可分为四类。一是隶属行政系统的官方政策咨询机构，主要有中央及各级党政系统的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及参事机构等;二是官方的社会科学系统，主要包括各级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党校;三是哲学社会科学二级学院，这一类型隶属于高等院校，是由各高校下设的二级研究机构;四是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类机构是指不隶属于党政系统，不受行政机制制约，具有独立性、自主性运行的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设立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尚处于改革起步阶段，目前，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参与模式。
(一)公共政策需求拉动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这是一种以政策制定者为主导的参与模式，即是首先由公共政策制定者提出需求或给出决策，然后委托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研究或论证分析，最后将研究成果提供给政策制定者转化为公共政策。这种模式是我国以往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模式，参与此模式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行政系统的官方政策咨询机构或官方的社会科学系统机构。这是一种线性模式，即政策制定者确定问题，研究者用科学知识解释问题。政策制定者把研究视为工具性运用，忽视了其他研究类型的运用及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种模式的局限。学者牟岱在对我国13个省份的社会科学院进行调研后明确指出，由于国家缺少相关的统一政策规定，使绝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院出现功能定位错误，把服务单纯理解为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忽视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功能和自身发展规律。“这使地方社会科学院多数情况下在为地方政府的很多非科学决策做论证，为领导的政绩工程做论证，通常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做出决定后，请专家做论证，而不是做决策前听专家建议和论证”［2］。
(二)社会科学自主研究驱动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此模式的主体是各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二级学院。这种参与模式与上述模式相反，研究方向的主导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是以供应研究成果为介入点，而公共政策制定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和选择研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这是一种匹配度不高的参与模式，由于此类研究者的关注点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之间存在着知识体系、理论逻辑、知识背景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二者在达成共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进而影响研究的实用性。如何使二者之间达成共识，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并能发挥作用，这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三)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作用模式此模式是最为科学的参与模式，也是我国现阶段所推广的参与模式。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就采用这种参与模式。在“十二五”规划整个过程中，从第一个阶段的问题提出、确认、界定及基本思路的形成到第二阶段的中期评估、目标确定及规划建议的形成，以及第三个阶段的设计、规划、制定草案及纲要草案的形成，乃至最后一个阶段的全国人大审议并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且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都有参与(除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外)。其中党政部门下设的研究室、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承担了26%的课题量;党政部门直属的各级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党校等官方的社会科学系统承担了23%的课题量;高等院校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承担了51%的课题量，充分体现了一体两翼的参与格局［3］。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作用模式有效弥补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不足，并改变了公共政策需求拉动社会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式，有效地调节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施加压力的问题、权力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民主化程度及公共领域发展的远期目标与即期目标的冲突问题等。当然，这些复杂因素当前还存在，且还是制约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相互作用模式发展的瓶颈。不难发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现还处在一个不完善的阶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本质性和根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磨合，并需要在理论上给予深入研究。
三、优化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途径的策略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广大民众和其他组织可以更为直接地对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进行关注和评价，这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压力不断增加，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统筹兼顾这些复杂性和多样化问题，笔者认为还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和政策制定者的吸纳路径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健全社会科学研究法制规范，提高学术质量与社会责任社会科学研究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活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理论支撑。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用政策制定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时期，如何把社会科学研究“真正用于造福社会”，如何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如何改变“人云亦云”的学术作风，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复制粘贴、抄袭滥造的不端学术行为，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参与社会实践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更凸显出学者学术良知的缺失。因而，完善社会科学研究法制规范，重视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质量，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对于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指出，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所有物，我们是通过在社会上的学习和工作才使自己获得文化知识。知识源于社会，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运用这些知识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同样，学者的知识源于社会，也理应造福社会，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具有的胸怀，也是其学术研究的崇高使命。现在，我国正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关键阶段，需要有这样胸怀的学者把用文化知识造福社会的使命感融入到中国梦的建设中来。因此，健全的法制法规、良好的研究环境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提高学者的学术良知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质量与社会责任的前提。
(二)政策制定者开放决策机构，创新吸纳路径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涉及机构多，主要包括中央及地方党委，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大及各级政协等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政策指导，人大是最高的决策权力机关，各级政府负责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协主要是参政议政，没有决策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党委、政府、人大到政协都有所参与，都具有一定的司职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其中也存在有过于程序化、形式化，过于局限封闭，缺少对外开放及有效吸纳的因素。这就制约了社会科学的介入，影响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因而，政府要想获得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打破原有政策制定行为的闭锁性和排他性，提高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二是平衡公共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话语权。弱化政策制定机构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操控和干涉，放松对公共领域的管制。三是构建交流平台，增强相互交流。搭建各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创造政策讨论公共空间，增强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讨论，鼓励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办公室，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来，缩小公共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取向差距。四是完善社会科学研究的法制建设及环境保障。建设和完善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法制规范，形成系统的完善的管理体系及环境保障，可促使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各尽其才，科研成果得以保护，也可以使学术腐败问题得到遏制。综上所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领域广泛，涉及问题复杂。面对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迎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社会公共领域将更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的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智力和人才支撑，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的思想和力量。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字：发展历程；现状；发展趋势；具体方法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发展过程。
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以前，道德哲学是人们研究社会的主流标准，人性善恶等抽象理念是人们惯用的思维，猜测、思辨是当时的主要研究方法，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6、17世纪的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思想家都是如此。
“自17 世纪后期社会学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建立‘科学的社会学’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经历了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非实证主义后，逐渐向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发展。”[1]这其中，尤其以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基于建构主义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最有代表性，影响力也最大。实证主义：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在20世纪迎来长足发展并慢慢演化为其他新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所谓逻辑分析，就是把命题的逻辑形式与对这些命题的经验观察结合起来，使命题形式与经验事实相对应”[2]；逻辑实证主义摒弃旧有的以直接经验做判断的标准，转而依据陈述直接经验的语言证实为判断准则；实证主义希望所建立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以共同的数理逻辑语言为基础的。批判主义：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学批判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河，强调其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和特点，并重视理论和理论家的改造变革社会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拓宽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理论，而这其中也伴随着对实证主义的不断批判且富于其鲜明的价值色彩；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到阿多尔诺基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思辨透视思维再到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后融合社会理论形成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哲学范式，都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方法论。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安东尼・吉登斯，他基于“结构二重性”的概念在取代传统二元论前提下开创了一条不同以往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合了传统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优点又有时代新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有关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现状，国内一众专家学者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和论述：有从系统论和层次论角度来论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为应该从有机层次构成联系紧密的整体的系统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持此观点的有朱红文、孙显元、李承贵等；有从学科间交叉与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坚持用综合集成思维和实践来创新研究方法，如王雅芬、徐飞、于景元、刘平峰等；还有坚持借助于计算实验的实证方法来完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如盛昭瀚、李静、张军等……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分析、探讨和论述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也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与启发。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原因
谈到社会科学自然不能不谈及自然科学，也正是在两者的比较中才更容易发现社会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滞后与单一，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乃至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力所在、根源所使。面对自然科学层出不穷的成果与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反思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方法论方面，科学合理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容易硕果累累。
社会科学方法单一与滞后的现状有其历史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主体的成分与因素太复杂、太难把握。本身不同的社会规律就难以全面把握，如果再加上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因素，想用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或者万能的模板方法去穷尽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再考虑到一些偶然因素或状态，就更没有定式可言。这些都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难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大难题。不断变化着的自身与环境就很难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去研究和把握。“西方经济学研究讲究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也讲究实证分析，但社会科学研究难就难在实证分析，就是很难建立实验环境。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是需要掌握宏观观察能力与微观观察能力的。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归纳分析，抽象演绎等等也必不可少。”[3]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就决定了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很难建立一种或几种易操控、可预测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易于取得研究成果，即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积淀和历史周期的反复验证。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因素，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也只能遵循既定的几种单一滞后的研究方法和套路。但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成大势所趋。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及特征
（一）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大发展大探索为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创造了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的积累；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也助推了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层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科学合理发展及相互交融更为我们的方法论发展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源泉……未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将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依托于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将会更加便捷高效高质。相比于传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等耗时耗力的方式和手段，依托于云数据库、云计算等云技术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方式和手段显然更方便快捷，也大大缩短了研究成果的周期，而且质量和效果也更高。这一变化目前正在慢慢被学界所接受和掌握，而且这必定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其次，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加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也会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社会现象往往被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和决定。”[4]这种情况下非一种方法和一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能及，所以多元化研究方法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的综合运用会慢慢成为大势所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所需。
再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前体下实现研究范式本土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势。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马克思早就阐述过这个道理，这之后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同样这个道理放在我们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上也适用。庆幸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向这方面努力。“研究者用西方的理论范式对本土概念和现象进行解释，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工具，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5]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没有过时，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本土化。这蔚然成风的立场和态度也将逐渐引领我们科学社会方法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二）特征
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层次性。“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之间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关系是彼此渗透、移植、结合的，这种关系推进了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同一对象的方法论思想。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出现了一门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向多门学科辐射、渗透的现象。如社会学的理论被用来研究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了如教育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6]
其次，联系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联系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关联上。“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诸如系统、结构、状态、行为、功能、环境、信息、输入、输出、反馈、控制、调节、组织等具有分析价值的概念和范畴。利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已成为一股社会潮流。”[7]而科学技术则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获取、材料的分析加工及传输存储、研究结果验证提供新技术和新手段的有力支撑。
最后，杂糅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杂糅性特征通过其历史发展演变初现端倪，而且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也愈加明显。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发展演变过程中，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都曾在这个舞台上“粉墨登场”并有过“华丽演出”，并且它们在和一些具体学科的“共舞”下形成了一批批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有影响的流派，比如存在主义文学和伦理学、实证经济学、实用主义教育学等，这些流派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都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一种丰富和完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能动反映论等观点和方法也一度成为显学并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并延续至今。到了现在，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趋势有增无减且越发明显，许多新的跨学科跨领域流派也纷纷涌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正在慢慢扩大、成熟和完善。
四、社会科学研究具体方法分析
前面从宏观方面谈了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方面，接下来有必要深入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部从微观的视角来具体分析一下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步骤与阶段的方法运用。
（一）选题方法
选题的成功与否事关研究的成败，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确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研究的课题就为接下来整个研究开了一个好头。而这其中，科学合理地运用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对于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横向拓展细分、纵向挖掘深化、理论前沿观点争论都是可以选择的具体方法；“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 ”“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8]理论前沿观点争论就是对于当前理论前沿热点话题和观点进行仔细深入分析后去发现其不足甚至是错误的地方然后展开研究；在对某一具体领域持续关注的前提下，单独或综合运用这几种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或几个具有创新性的选题。
对于应用型研究的选题方法，调研是前提，材料分析与加工是手段，形成调研报告框架是结果。在调研过程中，为确保调研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尽量选择侧面调研和随机调研；在对调研材料分析和加工过程中要遵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对调研过程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分析；在分析和加工完材料后可以进行专家学者的专项研讨会，之后在确定正确合理的逻辑起点后层层推进构建一个完整紧密的研究框架体系。所有这些都做完后，研究成果的写作或表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写作或表述方法
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写作或表述过程就相对简单很多。除去传统的文本、比较、实证等方法外还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来不断完善乃至创新我们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能丢。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要求，离开了实践观点和实践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但不能丢，更要成为指导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南针和引导器。
其次，综合集成思维方法是利器。这既包括对研究相关联学科知识体系的把握，又暗含综合集成多学科多元化逻辑思维、人财智优势这种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运用。选题如此，写作或表述也不例外。
（三）成果检验方法
在实践中坚持社会科学相对真理性的观点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检验研究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是其相对真理性，这是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但这种相对真理性必须经由不断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达到；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指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要符合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成色”如何，我们将会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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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7篇
〔摘要〕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
>> 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解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互联网利用状况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本挖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应用述评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文本挖掘技术应用进展 论中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合作结构 项目视角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比较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探讨 传媒学转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走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论与质量观及其评价机制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构建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综述 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思路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研究 地学价值论: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rticle number published on the domestic top journals and reproduced on the Xinhua Abstract， a quality index，model for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s built. And the medel is used to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China respectively are Renmi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Key words： evaluation； research quality index ； ranking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资本论;研究方向;话语体系
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同志在谈到当前西方文艺理论界的问题时指出西方文论借助非文艺理论的词语通过场外征用、话语转换等方式对文艺问题进行“强制性阐释”，丧失了文艺理论自己的色彩，中国文艺应当走自己路，发扬“本体论阐释”的方法繁荣自己的文艺理论。张江同志的观点不仅对文艺理论界，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当下中国部分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的迷失和沦丧。鉴于此，我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和法文版序言以及第二版跋和法文版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当有的一些基本的考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进行一点理论探索。
一、“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
这句朴实无比的话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当下这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忠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业，一切的体系建设和理论创新都不是短平快的结果，是在长时间积累和长期的基础研究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也就说，进行基础的理论研究和积累是建设体系的奠基工程，急功近利并不能带来我们希望的成果。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崇外尊新的倾向依然严重，尤其是对国外的理论引入不注重基础性工作。比如，国内对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的研究如火如荼，有关他的思想介绍学术文章和论著很多，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列斐伏尔的70多本著作和300多篇文章并没有多少翻译成中文，甚至列斐伏尔的成名作《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竟然没有中文译作。这种现象肯定不会有利于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因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充分吸收世界的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不是在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的闭门造车。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借助现代科技，各种资讯传播迅速，有不少人在大众传媒的渲染下一夜成名，这让很多莘莘学子认为成名成家其实很容易，不需要做“十年冷的板凳”，想剑走偏锋，鼓捣一些怪偏冷问题和话语，发表文章吸引眼球以其快速成名成家。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的：“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马克思因为担心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意告诫法国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对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可谓晨钟暮鼓，我们必须牢记科学的研究不会像喝酒吃饭旅游听音乐那样随意轻松，它是一个人的孜孜以求的生命与智慧的写照和奉献。
二、“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只是个别现象的描述。马克思这句话点明了学术研究的立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科学研究是有一定的立场的，究竟是代表大多数人或者人民大众的利益，还是少数人比如资本家的利益，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选择。李凯尔特在对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时曾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根本上说是探究文化价值和意义内涵的学问，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马克思・韦伯在论述社会科学的方法时也明确指出：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并且，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如果我们选择了少数资本家或权贵的一方，我们的研究就可能受制于人，为了某种目的的辩护就会妨碍我们学术研究的真理性。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显然，我们的立场不对，有时会变成柏修斯的隐身帽遮住我们的用以观察的眼睛和聆听的耳朵，对现实中的问题采取躲避的态度，或者采取以偏概全的方式诋毁现（下转第357页）实中取得的成就。
立场决定学术的方向，决定学术的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为了门派之见，为了个人的私利，在中国的一些学派常常固执己见，不愿即时发现自身的问题，真理被成见超越，真理被个人私利玩弄。这是旧社会的思维定势，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道德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更应该以身作则从自我革命做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三、“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地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首先表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建立在他深信社会的发展运动是有规律的，坚守人类的理智的良知。马克思接着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显然，马克思相信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会以铁的必然性发生发展，无论我们主观上这样看待它，越过或者试图取消它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但是，现在仍然有学者秉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迷失在后现代的碎片化解构主义的大海之中，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在没有开始研究前，这种先在的偏见已经使自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和追求学术的价值魅力。
其次，尽管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类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社会规律发生影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这些基本认识，努力发现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但是，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否认这点，历史的虚无主义盛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是非颠倒中摇旗呐喊，混淆视听。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年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自然引来各种理论粉墨登场，但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总是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发展与发达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进行推演，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用僵硬的逻辑强制阐释中国鲜活的现实，在对立的视界下审视现实的逻辑和逻辑的现实，常常总是捉襟见肘，不得要领。这实际上是西方话语下的理论批判，在碎片化和非主体化的犹豫与无奈中诉说着理论的勉强和萎靡。中国话语当然是中国视界下的中国的辨证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发展，摒弃西方中心和西方世界化式的哲学方法论，建立世界存在下的中国与西方的互动视界，以全球为宏大视野，以中国为近景聚焦，以西方或非中国为他者镜像，在中国现实发展运动中创建适合自己的话语权，用自己的理论把握自己的历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与一个大国实力相匹配的贡献，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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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9篇
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过程与人直接相关，这种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许多的伦理限制，它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得到尽可能客观的研究成果，达到促进人类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伦理原则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研究中伦理的限制等原因，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伦理原则。
一、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
首先，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是人的社会，它的起点和核心都是人，没有人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也是‘研究人的学问’。”[1]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动物，任何个体都会因为对外在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相应的动机，并且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一类对研究有反应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一系列变化，如参与研究的意愿、对待研究的态度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对人们的行为、态度、意愿等的观察、测量都是一种相对量、是一种“程度事物”，其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其次，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都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人的行为既会受个人特定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原始社会至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虽然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至今仍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但是每种社会现象都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相联系，有着各自社会特有的特点，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难以进行精确的解释与预测。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社会科学研究就经常会面临科学研究需要与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研究者不能为了研究而人为制造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现象，这样做既违背了伦理道德，也达不到真正的研究目的。例如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单亲家庭小孩的生活现状、学业成绩、社会行为等，不顾伦理道德，人为地将他们与其父或母分离。这样的行为，即使最终制造了类似的社会现象，也只可能是一种“假象”不可能得出科学研究真正想要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样的矛盾时，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以伦理原则为先，以事实为先，以科研需要为后。
二、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伦理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科学研究要做到以人为本，达到促进个人、社会发展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保障，另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实际体现。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人的参与，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违背了伦理原则，势必会打击参与者继续参与研究、为研究提供帮助的积极性。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它总是要求参与者自愿提供无偿的帮助，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伦理原则，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对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尤为重要。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有利于个人、社会的发展，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就应该始终遵循这一点，才能体现其研究目的。一个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伦理原则的科学研究，如何能够让人相信它的研究目的是向善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为了得到研究成果给参与者、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而坚持伦理原则，以此规范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正是社会科学研究促进个人、社会发展这个最终目的的实际体现。
三、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自愿参与原则
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因此不少研究参与者在选择参与之前都会有许多顾虑、犹豫，尽管如此研究者也必须确认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自愿参与包括不强迫和不限制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强迫是指参与者应是在充分了解的情况，没有顾虑、主动自愿地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而不是研究者通过蒙骗、强制等手段迫使参与者的合作。不限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因某种原因要求退出，这对科学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研究者不能因为考虑研究的继续性和成本而要求参与者必须继续参与研究，只能采取措施将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二）知情同意原则
我们有时会在大街上碰到一些拿着调查问卷寻找调查对象的研究者。仔细观察，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合适且自愿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就会有不少研究者为了尽快完成调查问卷，通过隐瞒问卷的某些内容、问卷长度等手段，说服参与者的加入研究。这些做法不仅有损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而且容易导致参与者在研究途中选择放弃，给研究带来更多不利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让参与者知情同意，要将调查研究过程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参与者。“简明扼要”并不意味着隐瞒，相反，研究者应该预料到参与者有可能会在调查的某个环节选择退出，而将这个环节特别告诉参与者，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减少退出的可能性。
（三）匿名和保密原则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的隐私需要而且应该得到保护，一旦个人隐私泄露，就有可能会对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困扰甚至伤害。因此参与者决定参与后，往往会要求匿名，要求研究者保密。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要求掌握个别参与者的个别现象，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并且必须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进行匿名、保密研究。研究者必须主动向参与者许诺并始终坚持保密的原则，只有消除参与者的顾虑，才能得到他们的积极配合，获得真实的信息资料，保证研究质量。
（四）不伤害参与者原则
不管是在参与前、参与过程中，还是参与后，研究者都必须保护参与者免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一方面，在研究者试图说服他人参与到研究和研究过程中，由于参与者对科学研究的了解有限难免会有一些不理解，这时候研究者不能因为参与者的不理解而口出恶言甚至大打出手，而应该宽容对待并耐心解释。笔者所在的调查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就曾遭遇过这种状况，最后整个团队不得不中断研究，将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在参与者为研究提供完帮助后，研究者应当遵守承诺，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承诺不会透露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与科学研究之外的人员讨论参与者隐私，不会给参与者带来不良的舆论影响甚至伤害参与者。并且，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人为地“制造”参与者，给参与者带来伤害。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宇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功能；意义
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中出现的所有现象为对象的各种学科的总称或者是其中任意的一门学科。比如，法学是研究法的本身及其现象和问题的科学；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中心理现象的变化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学是研究国家政策和党政相关方面的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从古至今都有，但是把社会现象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科学的研究则源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的演变。我国的社会科学起源相对晚了些，“是洋务之后引进的西学，它至今仍是一种西学，虽然，我们正在努力让它有本土传统。”？？？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就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社会科学研究是从事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本质及其规律等深层次方面研究的活动。社会科学研究是人们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先后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研究也随之得到了狂飙式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对整个社会及其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出来。正确的认识和论证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已经成为了我国文化事业建设的伟大战略目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能够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文化事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社会资源。
（1）消除愚昧，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活动，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深层次正确认识的过程。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消除愚昧思想，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人类对社会现象的探索从人类社会出现时起就一直存在。社会科学的诞生也伴随着人们同错误和迷信的思想做批判斗争的历程中不断的解放思想进而不断的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出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唯心主义、腐朽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是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彼此之间严重对立，水火不相容。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的批判那些扭曲落后的思想，抨击到它们存在的根源，同时，又为广大人们普及科学的思想，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培养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国历史悠久，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晚清结束，我国有着两千多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封建思想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已经广泛且深远的形成了一种“封建文化”，至今在某些相对闭塞的偏远落后地区还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建国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作为指导，帮助人们提供了辨别人和事物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思想行为准则，引导他们不断的追求正确的思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开拓人们的眼界，消除愚昧，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为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2）百家争鸣，促进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地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化的学术界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文化多元主义是对人类文化演变及现状的一种描述和概括，强调存在多种多样根本不同（异质）且不可归并（还原）的文化”？？？。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些学者与专家代表着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的多元化趋势的描述与认同。文化多元化始终都是紧紧的联系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尽管当前经济的全球化也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但是文化的全球化是绝对不可能引发文化的同质化和统一。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地的文化随着这股潮流传到世界各地。但是世界各地人们尤其当地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收、理解和吸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不一样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的再创造。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这些现象的研究，则对于这些文化的再创造起到了科学的认识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起到了多于文化在创造的带动作用。当前，社会发展带动人们思想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带来，网络文化的去标准化和对于个性的自由追求，是当代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直接的体现。在网络信息传播发达的今天，这种虚拟风波的巨大影响力，也使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关注。与此相关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是对于不同社会领域的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涉及到的不同的领域则是进一步巩固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学科门类的看法，乃至是同一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达这种繁荣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形成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流派，这就是学术界中的百家争鸣，这直接促进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3）以此带彼，加快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