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化范文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1篇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 社会经济 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1-276-02

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研究企业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特点，是文化成员的一种共同的特征，正如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事风格，精神面貌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独特个性和整体风范，一个企业的文化也决定了整个企业的独特个性和行事风格。企业文化、企业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企业文化

在新形势下，企业要创新管理理念，而文化管理理念就是其中创新管理的新思路。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核心价值体系上衍生出来的，具有延续性、共同认知性和习惯性的特点。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遵循和维护的一种基本认识、理念，价值认识和规则。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识，具有一定的心理契约效果。企业文化是对人的价值和精神方面管理，重视全体员工的整体精神风貌的管理，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具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层次、制度层次、物质和行为层次。所谓的理念层次，是指企业领导人形成一种核心的管理理念，这种理念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包括企业的管理精神和服务理念。理念层主要包括企业的职业精神、职业使命和职业价值观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企业精神、企业经营哲学、企业经营目标、企业理想、企业道德、企业价值观等等。所谓的制度层，是在理念层基础上形成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中间层次。制度层能够为企业精神文化转化为物质文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制度层主要包括企业的各项管理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组织机制、领导机制、企业职业资格制度、职业道德规范等系统的管理制度。制度层主要包括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行业制度两大系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物质层和行为层属于企业的外部文化部分。物质层是企业文化的外部表现，企业外部形象等。行为层是指企业的管理行为和服务行为两方面的内容，行为层主要是企业员工在明确企业目标的基础上，遵从共同的行为规范和要求，实现企业的有效管理。

二、企业文化现状及对社会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一）企业文化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更高了。不再拘泥于吃穿住，人们更加关注文化层面上的需要，开始追寻文化品味。不管是人们买衣服还是食品或其它商品，更加重视商品的品牌。这里的品牌包括的就有企业文化成分，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可见，企业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消费理念，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目前，在各种商场中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大牌商品，这些品牌商品也许其质量并不一定比其他商品的质量好，但是却能够得到消费者的喜爱，能满足消费者心理上的需求。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大牌，买品牌。可见企业文化虽然不是直接的商品，但对于企业产品销售有着重要的影响价值，企业文化已经从一个经济利益的物质载体，转变成一个文化层次的商业载体，企业文化的功能和价值已经凸显出来。

（二）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研究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我们可以从消费者角度、生产者角度和进出口情况、商品服务等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消费者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消费者消费需求增加的，他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消费需求，更为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消费需求。人们在消费的时候，在花钱买东西的时候，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如果消费者的消费量增加了，需要的商品就会更多，这时，生产者就会加大生产投入，会投入更多的钱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生产者的这种加大投资的行为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企业文化对员工行为方面的影响方面分析，企业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首先一个企业的文化能够激发全体员工的一种工作责任感、使命感。企业文化有其独特性，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意识，这种意识能够使全体员工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能够坚定员工的前进方向，从而有效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企业文化能够凝聚全体员工的理念，点燃员工的奋斗激情，能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管，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也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进出口角度而言，一个好的商品单凭质量优势是很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要使这种产品能够有好的出口销量，必须要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而品牌的打造依靠的是企业文化，只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创造良好企业品牌，才能真正保证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我国进出口的增加能够带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再从商品服务角度来分析，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的公司和企业，不仅能够生产出好的商品，同时更能够提供好的商品服务，能够提高商品的各种服务，满足人们对商品的不同用娴男枨螅这样，又可以促进商品的销售，能够从间接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

（三）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企业文化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不利影响，也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只是盲目地崇尚一些品牌时，只是盲目地迷信品牌时，就会忽略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价格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消费者，有些有钱人，他们只用名牌，不管这种名牌是不是真的需要，真正适合自己。这对于消费者言，是存在较大的不公平的，消费者这种名牌崇拜思想，导致其消费剩余会不断减少，导致生产者会把更多的税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消费者盲目乐观地追求名牌消费，这样，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上也会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网络手段能够助长了这种不良消费风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炫富，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一种炫富心理。这种心理使社会文化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其实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变相的影响，这是一种病态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健康发展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这种企业文化会对人产生精神腐蚀，使人们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转变成名牌的傀儡。即使有很多消费者消费水平较低，难以达到名牌消费的层次，但也会在一种病态炫富的心理影响下，盲目高消费。这样，就影响到一些中低档商品的生产，也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状况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三、企业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渠道分析

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企业文化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种途径是，企业文化影响到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了员工的认可，员工把这种文化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工作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最终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种途径是通过顾客对企业文化的任何，对企业品牌的认可，从而激发购买的欲望，产生具体的购买行为，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对一个企业而言，所包含的顾客面应该是很广的，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称之为顾客。比如，供应商、企业合作者、银行、企业投资者、政府甚至包括宣传媒体，只要与企业利益相关团体或者是个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认同感，就会在原材料、资金、政策或者是广告宣传方面支持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种途径是，企业文化被员工认可后，通过员工的一些宣传，通过搞一些公共关系，从而使顾客或者是与企业利益相关的个体或者是群体对企业产生一种集聚，顾客购买企业产品或者是支持企业发展，从而促进企业获得经济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企业文化对企业个体而言，可以促使企业获得经济利益。而对于社会而言，企业文化也能够间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企业而言，有了更多经济利益，企业才能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才会更多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回报社会，形成社会效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客户和发展的机会，会给企业以更多的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增加，会使员工获得更多的福利待遇，从而有效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更加尽心尽力的工作，从而使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极大的作用的。

四、企业文化建设策略分析

（一）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

建立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需要树立正确管理理念，要能够以人为本，进行管理。要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推行和谐共赢的管理理念。建立以人为本和谐共赢的管理理念，以此进行管理，能使管理者在经营管理方面少犯错误，同时能够使员工带着积极的情绪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懈努力。建设企业文化要突出启发、引导和熏陶方面的文化内容，要积极对员工r值观、道德观进行引导，使员工的行为能够与企业相关行为准则相符合。企业文化建设不是说教活动，需要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引入优秀的文化，从员工实际出发，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征集员工意见，形成组织意识，通过活动方式，使员工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受到启发与教化。企业文化要能够符合时代潮流精神，要突出创新理念，要突出独特性，要能够从企业实际出发进行建设。只有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有效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突出培训教育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能够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和教育，尤其是对于企业管理层，要开展培训活动，使他们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有详细深入的了解，对相关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发展的远程规划和目标方向有明确的认识。要通过全员培训与教育的方式，使员工对企业文化和企业现状有充分的了解，避免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三）建立富有个性的企业文化

每个企业发展的历史、结构层次、竞争内外部环境、企业特征都是不同的，企业文化建设要能够突出个性和特点。企业要根据内外部情况，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不能盲目的模仿和借鉴，只有富有个性与特点的企业文化才更具吸引力更具魅力，才能成为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

（四）全员参与进行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要能够调动全体员工的整体意志，要使全员参与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实际上是全体员工共同理想和追求，共同精神思想的体现。要保障优秀企业文化建设的品质，保障企业文化足够优秀就必须要实现全员的参与。企业管理层作为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促进者要积极带头，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要能够积极号召全体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要能够引导员工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能够使员工为企业的发展积极献言献策。能够积极树立一些模范人物，要把全体员工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展示出来，构建自己的企业文化。也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创造性，才能保障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保障企业文化能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员工心中，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调动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也只有把员工利益和企业的整体利益进行融合，进行文化建设，才能实现企业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才能真正推动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我们要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企业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建设富有独特性的企业文化。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保障自己发展的正确方向，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企业文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关系到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的的引导，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我们要顺应时代经济发展的趋势，能够把企业文化建设成一个富有特色的商品文化，以发挥企业的文化价值优势，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本文系教育部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数字校园专项基金“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有效课堂教学的行动策略研究”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DCF130016]

参考文献：

[1] 金顺峰.探究企业文化对当代企业经济发展的作用[J].财经界（学术版），2016（06）

[2] 马富文.文化决定企业成败[J].汽车工业研究，2016（04）

[3] 曾淑华.做好企业文化基础工作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J].经济师，2016（04）

[4] 靳冬.建立起创新求变的企业文化[J].唯实（现代管理），2016（03）

（作者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大学财经学院 山西太原 030027）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3篇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9]《中国茶文化》，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1995，洪叶文化事业公司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广州；社会经济变迁；城市文化特色

Abstract：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a transformation period for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o step to modernization. Located in the frontier of South China， Guangzhou ha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in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ceives European and American ethos earlier， so the modernization of its society and economy started earlier. The 1920s and 1930s are the crucial periods for Guangzhou to basically realize it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uch a situation can’t appear without Guangzhou’s neighbori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it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advocacy， promotion and support from offici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merchants in Guangdo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traffic network at that time， modern industrial departments and commercial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the main signs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Guangzhou’s society an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s of it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ll aspects.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modern Guangzhou manifested its urban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ts cultural character， content and spirit. Specificall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traffic network of Guangzhou passed on and carried forward its urban character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which is focusing on traffic first and insisting internal connect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s the birthplace of Maritime Silk Route； the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its modern industry & commerc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manifested its pioneering， open， compatible and up-to-date urban culture content and spirit as the central place of Lingnan Culture. Besid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society and economy created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enlargement of the teams of national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and for successively carrying ou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y the both parties； accordingly Guangzhou became a hotbed of China’s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economic power ensures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odern cities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develops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influencing and vigorous metropolis.

Key words：Guangzhou ； he change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 urban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3- 48（5）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广州城市社会经济走向近代化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主要表现在城市立体交通网、近代工业部门及市场金融机构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并以此展示了其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等城市个性和精神。当时广州近代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为它各方面的近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有力地保证了它能在全国大都市的近代化进程中，稳居领先地位并发挥巨大影响。

1 近代立体交通运输网的形成发展与城市个性传承

水运、公路、铁路、航空等立体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与发达，是广州城市经济近代化转型与发展之必要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城市交通枢纽地位与作用之确立和加强，不仅有利于其扩大开放度而与域外建立更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且还能改变其社会经济结构和市民的价值观念，使近代化的文明因子得以在此聚合与增量，从而为社会经济变迁注入活力，推动整个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广州地处广东西、北、东三江汇流处不远的南海之滨，兼备河、海港便利，又拥有广深的经济腹地。它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及历史不衰之金海港。水上航运交通一向发达。进入20世纪后，广州对外贸易的优势虽有所减弱，但仍是位居全国前列的客运与货运中心。在以广州为中心站港的内河航运方面，全市1921年有电汽船60艘、民船9545条，[1] 广州港的旅客流量为112.15万人次。 1931年的广州市有轮船371艘约21959吨，电汽船107艘约8056吨，还有民船1861条。[2]为充分发挥广州内河航运的枢纽作用，广东省政府于上世纪30年代初耗资157万元，修建了洲头嘴内港及珠江两岸的码头数十座，这大大促进了省河交通运输的进步和发达。到1935年时，以广州为中心点的江河航线长达6269里。广州对外贸易的海上交通工具是商轮，据广州航政局之统计，上世纪20年代时每年进出口商船的载重约750万吨，省港外运和内河运输各占其半。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其情况大有改观：进出广州港的轮船与载量，1932年为8695艘约1400余万吨，1935年增加到25973艘约1643.8万余吨。 为进一步发挥珠江出海口的水上优势，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完成了孙中山生前在广州黄埔建设深水港码头的遗愿。这南方大港使对外的海上航运量大为提升。有资料显示，上世纪30年代广州港每年往来外洋的商轮吨位数，约占全国的12%-13%，仅次于上海港而居第2位。 [3]显然，广州在发展江河与海上交通运输方面所取得的上述成绩，离不开官、商等方面的共同努力。

广州市的公路交通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可分为城市公共交通及从广州向四面八方延伸的省内、省际交通三大部分。千年古城广州直到清末民初时，仍分隔为老城、新城，外城之迂回街巷不下6000条。为改变城垣环绕阻滞交通的状况，广州市工务局于1921年2月颁行了《广州市暂行拓宽街道规则》，稍后又在前市政公所修整街道并新建马路8英里的基础上，再耗资400多万元筑成了7.5英里路，这为拓宽市区与改善市内交通创造了条件。就在该年，广东电车公司“首次开辟了太平门至财厅前、大西门至永汉南两条电车专线”。[4]（P.635）1922年后，几位侨商在穗又先后开设了通行、模范、民安、交通、东山、坚行、德记、羊城等10多家公共汽车公司；当时全市投入营运的有客车177部、货车200部，还有人力车3199辆。进入陈济棠治粤当权的年代后，广州市区和市郊的近代化交通运输快速地发展起来：全市在1929-1934年间整修拓宽街道1356条、筑修新街道近30条，共建新马路101.8公里，加上原有的公路总长达140公里――其中市内93公里多，市郊46公里多。这些新式马路建成后，急需增加汽车等交通工具，为此仅1930-1932年间，广州海关就进口了526部汽车。 随着1933年横跨珠江之海珠铁桥建成通车，广州珠江南北两岸间的交通得到了根本改善，次年全市有公共交通线路14条，投入营运的有客车532部、货车169部，还有汽单车、人力车等9380辆。 到1936年时，广州又增设了5家公共汽车公司，交通线路扩至19条，全市有汽车1100多部、摩托车80多部、马车8辆、自行车11000多辆、人力货车8900多辆。 至此，广州城内外已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汽车交通运输日趋普及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以广州为中心点的长途汽车运输虽在1921年时已开通，而其伸向省内外之公路汽车交通网，则至陈济棠治粤时的上世纪30年代中才最后形成。广东到1934年时的公路总长约17880公里，“分为省道、县道、乡道数种”； 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广州为交通枢纽的省内4大公路干线，总长约3725公里：其中东路干线3条共长1015公里，西路干线4条共长333.6公里，南路干线3条共长1600公里，北路干线3条共长776.3公里。 此外，由广州出发通向周边省份的公路，则有粤赣公路干线、粤闽公路干线和2条粤桂公路干线。[4]（P.718） 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广州共设有十几家长途汽车公司，至少有1278部长途车日夜奔驰在各条公路干线上。当时的广东无论是公路总长度还是公路密度，皆居全国首位；而广州市则既是省内公路交通的总枢纽，又是以赣、闽、桂等省为经济腹地的省际公路运输交通中心。

广州是我国最早开通铁路运输的城市之一。它早在辛亥革命正式爆发前，已是广三铁路（全长49公里）和广九铁路（全长179公里）的始发枢纽站之一；后者之广深路段（146公里）的客运量，到1930年时已增至175万人。[5]（P.273） 广州往北的大动脉粤汉铁路之广韶线路段，早在20年代已通车，其全线也于1936年完全建成；这使广州与粤北各地及湖南、湖北等省的联系更为密切起来。这期间，广三路、广九路均与粤汉路接轨相通，广州作为铁路交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

广州是中国航空事业的策源地。早在1921年，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在此设立了航空局，并委任被其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原飞行队队长杨仙逸为航空局长。杨受命后除向国外购置飞机外，还在大沙头设立广东飞机制造修理厂，亲自主持研制飞机“洛士文一号”，并同时负责办航空学校以培训飞行人员。1923年8月“洛士文一号”组装完毕后，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于9日亲至大沙头航空局督阅飞机演放；当时有“自制及新购各机十余艘排列机场。”“孙夫人行开驶礼（后）……便坐自制一号机摄影，以留纪念”。① 这表明广州确实是开中国航空业先河的地方。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等人商定：粤桂双方合资150万元，于1933年夏在广州长堤正式成立西南航空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用航空公司。该公司拥有8架客机和1架教练机，先后开通了4条国内航线：即广州经梧州至南宁（后到龙州）线、广州经茂名（旋改为梅录）至海口线、广州经梧州至桂林线、广州经梧州、南宁、柳州至桂林线，每周有2至3班机不等。它还开辟了两条飞越南的国际航线：即广州经梧州、南宁、龙州至河内线，广州经北海至河内线，每周1至2班机。[6]此外，由于航空业等发展的需要，这期间广州的无线电台、广播电台及电话等近代讯息交通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上可知，广州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已形成了兼有公路交通、水路交通、铁路与航空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此无疑是其对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城市个性――注重交通先行与坚持内联外通等传统的继承、发扬与光大。这使得它当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具有复合型交通网络之中心城市。城市的交通建设，更多地与城市功能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紧密相联；广州近代立体交通网之发达，有利于打破其传统发展空间格局、支撑产业平台发展、直接拉动投资于助长经济量增长，这对加速其整个社会经济实现全面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

2 广州工业体系的近代化转型升级与城市文化内涵

一个城市近代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更新，是其经济近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它迈向近代化的主要尺度之一。在辛亥革命后的30多年间，由于广东当权者的倡导推动，及华侨与本地商人积极投资办厂，广州市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近代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城市之一。

广州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首先登陆处，也是中国早期城市工业化的起步地之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广州已先后出现了外资及华资官办和商办的各种新式企业几十家。这不仅标志着当时广州市民族工业的兴起，而且也开了我国使用机械生产的近代工业之先河。

进入20世纪后，广州的近代工业在实现转型升级并获得初步发展方面，经历了清末、民初和陈济棠主粤时的三次高潮。1900-1911年间，广州近代工业在清末新政带动下出现了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在这10年间，其官办、官商合办和民办的近代性企业有33家工厂。[5]（P.252）辛亥革命的胜利为广州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民初的广东当权者大多能遵照孙中山关于“办各种实业……建设新城邑……皆为要政”之教导，[7]注意发挥港澳国际口岸、华侨爱乡爱国及广州本埠实力这三方面的优势，努力推动广州的工业走向近代化；而一部分商绅与爱国华侨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纷纷投资设厂仿制洋货以谋自给和挽回利权。于是广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1912-1927年间，广州开办的机器、火柴、橡胶、纺织等各类近代工厂有近40家，分布在20个部门内，其实际资本总额达225万元以上。[8]陈济棠于1929年主粤后，为巩固其“南天王”的军政统治地位，从1932年起努力实施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大搞城市工业建设；广东省政府实际投资5060万元，在广州市之西村和河南等地先后建了20多家近代化工厂，如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水泥）厂、肥田料厂、硫酸梳打（电解）厂、新电力厂等，河南纺织区的棉织厂、丝织厂、毛织厂等；此外还有新造、市头两大糖厂及其附设的酒精厂，南石头钢铁厂与造纸厂，及增蹲岳此厂与饮料厂、石井兵工厂等。[6]这使当时广州之近代工业逐步升级发展为门类较齐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部门，而开始对城市的整体经济格局日益产生着重要影响。

综观广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它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所具有的开创性、开放性、兼容性，及敢为天下先之城市文化内涵与精神。具体言之，则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广州在学习西方科技创办实业时，创下了最先开办缫丝厂、电灯公司、火柴厂及橡胶厂等多个“全国第一”，且长期是民办企业与官办企业两者兼有，绅商、华侨和政府官员都在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广州市工业发展的前两次高潮是以民办企业为主，海外侨商和本埠商绅在投资兴办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一次发展高潮是以官办企业为主，陈济棠领导的省市政府在规划与投资设厂方面取得了可观成效。二是上世纪30年代广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据后人之统计，广州1932年的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二位；[7]次年的工业总产值仍保持全国第二，而工厂数则居全国第三位。[9]可见，它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华南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三是广州的近代新式企业与传统手工工厂并存，且后者在数量上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如1935年时各种近代企业的工人数为26.9万人，仅约占全市社会就业总人数的28.4%；[10]1936年广州有各类工厂11523家，其中之近代企业仅为3218家。这反映出城市工业的近代化转型，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发展过程；同时也说明了新兴的近代工业在广州城市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中，正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与作用。此外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随着广州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等的快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产业无产阶级之队伍皆壮大了起来，他们先后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因此而促使了广州革命策源地的形成。

3 广州商业和金融业的升级发展与城市人文精神

广州是2000多年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口城市，因此而形成了它以商贸立市的重商主义特性。近代商业及金融业的形成和发展，是其城市经济实现近代化变迁与转型的又一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商品市场经济，而唱主角的人则是爱国华侨资本家和本埠之资产阶级官绅。

广州的近代商业市场产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三十年代基本形成。鸦片战争后，在洋货高额优厚利润及不断扩大需求的驱动下，省港商绅开设洋货店户者纷纷不绝，同时一些专营不同外国商品的特色店也随之出现，广州的近代商业于是很快兴起。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货和土货的批发、零售已相对地集中于广州之不同街区；进入20世纪后，广州商品流通的功能市场初见雏型，逐步形成了长堤、太平路、惠爱中路、上下九路、永汉路几个繁盛的商业区。当时最旺的是广州百货商业：1911年（有说1914年）长堤大马路出现了由澳洲爱国侨商马应彪投资100万港元开设的广州先施有限公司，不久又在惠爱中路增设了分公司，采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法，经营环球百货，商品琳琅满目，令广州市民耳目一新；同时该公司还兼营东亚大酒店，工业有汽水厂、化妆品厂、玻璃厂、铁器厂、皮鞋厂、饼干厂，又设有两家先施保险公司和先施信记银行。接着有爱国侨商蔡兴等人集资40万港元，于1918-1919年开办的12层楼之广州大新公司，及其分设在西堤和惠爱中路的城外店和城内店。该公司虽“以经营环球百货为号召，实际以经销国货为大宗。它讲究良好的服务态度，信誉颇高，是华南最宏伟、最华丽的百货公司之一。”[11]先施和大新这两大百货公司都设有天台游乐场，容购物与娱乐为一体，深受广大顾客欢迎。这期间，广州开设的大型百货公司还有光商公司、真光公司等。30年代百货业鼎盛时，全市有大小商店767家，从业人员达4619人。[12]

广州商业的繁盛情况，可从以下的一些统计数字看出来：全市1928年的商业店铺已由1919年的27000间增到34000间，商业区的人口约占市总人数的30%。1933年时广州市有旅馆酒店291家，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有商业银号498家，每日开早中晚三次银市，其繁忙之景象与交易规模超过了当时的香港。[13]西关有些商店日夜营业，号称“天光圩”。这些情况说明：广州之商业为适应商品经济市场发展的要求，已初步形成了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受商品内在法则支配的近代化商品流通渠道和商业营销体系，由此可见其开放与包容性。这是它城市经济近代化变迁与转型的表征之一。

广州城市经济走向近代化的又一表征，是金融业的推陈出新和向近代化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首先是原有绅商开办的银钱业向近代金融机构转轨。广州20世纪初的私家银钱业机构有4种，即“五家头”、“六家头”、9家山西票号和众多的银号及其找换店。由于前三者多“以服务官场为主、服务商业为辅”，故它们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地被淘汰。惟独广州的银号在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轨中一度得以保存下来，有些还能获厚利。如1918-1919年间，广州银号获利万元以上者共有58家，利润总额达188.8万元。这些商绅开办的银号，虽在20世纪初，广州城市金融业的转型中所取代起着承前启后作用，但到30年代中期，也被华资银行所取代。

广州近代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大约经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鸦片战争后设立的10多家外国银行机构――它们自行发行钞票和有价证券，伙同各国在穗的40多家洋行企业，垄断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结算及国际汇兑，并通过利用银号庄票等手段控制了广州的银号业，长时间干着迫使广州金融业服务于外国资本扩张需要的勾当。不过，这些外资银行也给当时的广州金融界带来了近代管理制度和方法，从而在客观上对华资银行的创立与经营，起着某些借鉴与促进作用。

广州真正的华资银行，是盛宣怀于1898年开设的中国通商银行广州分行，接着，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准于1904年开办了省级银行――广东官银钱局，清廷后又于1908年在穗开设了大清银行广州分行――这几家银行皆归官府控制。广州的第一家商办华资银行，是由南洋归侨合伙集股50万元、于1908年设立的广州大信银行。随着辛亥革命后广东实业之兴办和经济的发展，广州的私立商业银行有了大发展。1912―1938年间，华侨、商绅和政府陆陆续续在广州开设了近30家银行（具体名单、因限于篇幅从略），其中设于辛亥革命后10年者6家，20年代设立了10家，30年代成立了13家。

上述的华资银行机构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广州的银行业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且海外侨商及国内商绅开的私立银行大大超过官办银行。在以上的33家银行中，总行设在广州者有14家，另19家是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广西等地银行的分行；除广东地方实业银行、中央银行及广州市立银行等数家属公立（官办）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华侨开办（12家）或省内、国内商绅开设（14家）的私立商业银行。而1929年3月成立的广州华商银行公会，其成员也全由商办银行所组成。显然，华侨和资产阶级商绅在兴办近代新式银行、推动广州金融向近代化转型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与海外及国内各地金融界有着广泛而密切联系。二是广州的银行是城市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的产物，彰显出其与时俱进性。因为这些银行皆完全实行一套近代化的金融制度与管理方法，其所从事的业务有储蓄、存放款、汇兑、按仓、信托、期货与证券买卖、贴现、透支、押汇、代收等，不仅注重面向工商业服务，有些还以辅助蚕丝业和其他实业为主旨，其在金融市场的地位不断提升，在当时新旧金融机构并存的广州已逐步占据了金融界的主体地位。使广州成为华南最著名的近代金融中心；它在1936年的全国9大金融都市中名列第4位。显然，广州市银行业的长足发展，使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金融市场的近代化转型升级，而发展为排在全国近代金融业前列的中心城市之一。

4 结语

综观前文所述可知，广州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变迁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升级的过程：它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此历史进程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之发展趋势。它的完成有赖于广州三大优势的整合与发挥，即其既离不开广州毗邻港澳及南洋、对外开放的地利，又得助于广东省市官府之倡导推动，及海外华侨和内地商绅的积极参与支持。广州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彰显出它历史上作为“三地”的城市文化特色――其文化个性、内涵与精神等。具体言之，广州立体交通网之形成与发展，传承弘扬了其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那注重交通先行、坚持内联外通的城市个性和历史传统。广州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之转型、升级与发展，彰显出其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开拓进取、开放兼容，及与时俱进之城市文化内涵和精神。此外，广州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还为其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之形成壮大，及两者革命斗争的先后开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从而使广州成为我国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广州交通、工业、商业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大大提升了其城市的实力和地位。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它成为年度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的大都市――1936年之岁入为1196万元，仅次于上海的1268万元而居全国城市第2位。[14]这不仅为广州的市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尤其是物质上的保证，而且还使其能在全国、尤其是东南沿海诸城市迈向近代化之进程中始终居于领先地位，而成为全国最繁华、最富影响、最具活力的明星都市之一。历史往往是现实的先导，广州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变迁中所展现出来的超前性与充满活力，为它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注释：

①《大元帅临视试演飞机》，《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1日；《大元帅校飞机慰海军》，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时间按后者所谓“9日大元帅阅飞机”而定。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65页，定时间为8月10日，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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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 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文化的全球化，如果具体到每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是自身所受的传统文化教养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后果怎样？试想，在一种特定彝族传统文化环境里长大的彝族人，从小受到彝族传统文化熏陶，但现在却要面对一种时髦的或新兴的价值观念和经济体系，想要接受新的东西，又难以割舍自己固有的东西，而且自己固有的东西还有一种很强的惯性。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外来的强势文化和自己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峙所造成的。外来文化所代表的新兴潮流，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展开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势头；而几千年来自己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的传统，具有极强的惯性。两种力量的碰撞，自然会产生冲击波，有时甚至放弃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浪潮。楚雄彝族传统文化不但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而且面临着被“同化”、“商品化”的两难境地。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文化；社会经济；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6-0039-02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这离不开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和关怀。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了经济对体育的反哺作用，这种反哺作用的前提是体育也是经济的发动引擎，甚至体育还是社会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当然在文化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由体育发展起来的文化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证明，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经济体中，体育离不开文化，同样体育也离不开社会经济，它们存在着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甚至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一、新时期体育功能的辩证认识论

（一）体育功能的多元性和层次性

从体育的功能上来论述它的多元性和层次性，体育的本身往往是我们普遍认识到的强身健体等生物功能和多种功能的罗列，比如通过体育锻炼达到了个体的阶段性目标。但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来说，体育是因为有了功能才能体现出它的社会价值和属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要客观地看待问题。

那么，在当下的社会大背景下，体育能呈现什么样的功能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这种思考也伴随着人们对体育的认知，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而要对体育功能进一步认识，需要从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上去剖析体育的功能。

应当看到，体育的本质功能主要体现为两点：一个是供人们文化娱乐，另一层面就是竞技，竞技的层面主要体现的是运动能力和水平；而体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体现文化的功能以及经济的功能等等，而这些功能是在本质功能的基础上衍生的功能。所以，它们是辩证统一的，也是相互作用的，只有更好地发挥体育的本质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和健康身心的作用是体育的发展的根本任务或者说目标。

（二）体育功能的双重性和阶段性

体育的各种功能均源于人体的运动，所以这是体育的生物学功能，就是所有的体育来源于人最初的运动和对健康的要求，我们都知道运动产生乐趣，通过运动也达到了健康的要求，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体育的文化功能。体育的文化功能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娱乐功能，因为任何体育都体现本质的功能才会进一步强化它的外延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体育不存在意识形态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并不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表达，但随着体育成为文化活动的一个载体，通过体育来达到阶级意志的传播和娱乐也是客观的事实，而作为个体的体育活动，则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最原始的身心锻炼价值；所以体育功能是存在着双重性的。但体育的发展随着不同的时代诉求，呈现着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三）体育功能的重要性

体育的功能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到健身、康复、竞技等生物功能，又涉及到文化娱乐等社会文化功能，所以体育所体现的重要性是较全面的。在新时期，提倡全民健身，这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达，这种表达的根本出发点是希望全面有一个好的身体，从而可以从另一层面缓解政府在健康保健和医疗卫生以及保险方面的支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体育的功能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体育的重要性体现为体育有利于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有利于人们之间的友好交流，特别是在经济的功能上更为直接的体现为GDP的增长，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蓬勃发展的体育娱乐事业上看出，这是体育与时代或者说社会的有机结合，呈现了不一样的功能性。

二、体育的文化作用建立在健身运动中

第一，体育促进精神意志品质的提高，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体育运动是需要付出汗水的，甚至在竞技体育中还需要克服更多困难，它是一个挑战自我和战胜自我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特别能体现人的意志品质，同时也能更好地磨炼人的意志；在竞技体育中，在与对手的比赛中，其实是体育本质功能的较量，体现了人作为高级生物体的精神力和智力，同时在团体的体育运动中还体现了团队的价值；在团队的协作中，人与人之间彼此建立了更好的友谊，特别是让人学会如何与团队去相处，如何更好地实现团队的价值，从而体现团队的荣誉，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拼搏的过程中，在团队的努力中，人会逐步地树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第二，体育运动改善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从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工作、生活和学习都给个体造成了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社会竞争，这种竞争的同时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效率，使作为生物属性的人，很容易使人产生负面的心理情绪或者说心理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往往更重视身体的疾患，普遍忽视心理的健康，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成年人中患心理问题的约占总数的1/3。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如果不能及时解除不良情绪，处理好心理问题，对身心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体育是释放心理负面压力的最好方式，因为体育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是人最原始的生物行为，同时肢体行为往往会影响心理，那么体育运动又在人的心理层面发生了作用，这种作用也促进了体育心理文化的发展。

第三，在健身基础上，满足小康社会人们对强身、健美、休闲等体育文化的新需求。当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开始认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那么人们锻炼的目的和要求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补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建立了带有文化属性的认识和交际，同时也逐步养成了这种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客观地说，人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健身，往往追求身体的强健有力、精力的充沛饱满，以及具备超常的工作能力和享乐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以前所没有的，是在全面发展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在取得相对物质的富足后产生的，使体育文化成为一个新的时尚和潮流。

三、体育的休闲文化娱乐作用

第一，观赏比赛是一种积极性休闲文化。观赏体育比赛，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体闲娱乐，也可以理解为体闲文化之一，人们通过观赏比赛内容，有了自己的喜好，喜好某一项运动，喜好某一个运动员，更会在这种喜好中建立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也可以理解为共同的荣誉感和主人翁精神。在职业联赛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从观赏比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我的体育文化，在体育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又逐渐地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集体，比如组成一个球迷协会或者粉丝群体，他们除了观赏比赛，也会分析比赛、参与比赛，最后形成了系统的体育休闲文化。

第二，观赏比赛可抵制消极休闲方式，是全面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到现在，在我国很多城乡地区都流行着一些传统的消极休闲方式，如打麻将、玩纸牌、喝酒、聊天等。对身心健康的影响非常大，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体育文化的重塑；而观赏体育比赛可以使人增长体育知识，产生体育兴趣，不只对某项比赛会倾心关注，经常观看，形成健康积极的业余文化情趣，在观赏的过程中人们会逐步有文化的体验感，对体育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自我满足感，从而对全国建设主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体育的经济作用

第一，体育能通过增强劳动者体质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的体质，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体育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可能还比较模糊，可能更多的人会想到的是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比如搬运业，但实际上体育锻炼对脑力工作者的帮助更大。据世界权威医疗研究机构研究表明，脑力工作者是体力工作者所消耗体力的3倍，也就是说脑力工作者，工作一个小时可能消耗的能量可以抵体力劳动者3个小时。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比较，只是说明一个道理，体育锻炼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有积极的帮助的，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第二，体育锻炼可以减少疾病，促进康复，通过减少医疗开支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前面说到体育运动是国家战略，这一点从医疗开支就可以看出，而许多疾病是完全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解决问题的，比如现代都市中的“职业病”“都市病”，而这些病一旦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机能，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各种疾病。据2016年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劳动力人口中，体力劳动者占多数，这是由于我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所以每年累计患病天数特别的多，平均可以达到202天，而全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而个体的疾病和损伤往往会引起整国家医疗资源消耗，这种消耗也是非常可怕的，占GDP的6.4%，且没有任何的下降趋势。

第三，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体育部门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人员就业，从而缓解劳动压力。从体育运动的发展来看，特别是职业体育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带动了一大批的关联产业，比如体育传媒业、体育场馆的建设业、体育用品的生产研发业、体育健康产品业等等；体育是围绕着人的产业，而人的产业是可以有多种细分和产业的延伸，所以从这一点来，体育和旅游业一样，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GDP增长的一个点。同时，要大力发展体育文化事业，把体育的功能与文化和社会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五、结语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7篇

文化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 一直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台阶：第一，开始 的时候，大家只是认识到经济中的文化成分，认为文化搞好了对经济建设有帮助。文化 是为经济服务的，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第二，党的十五大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 。这将文化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具体工作的安 排上，文化仍扮演着拾遗补缺的次要角色。第三，2001年，同志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 质要求”。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执政理念上的 体现，更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搞发展最终 目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发展主要是文化问题。所以，随着对科 学发展观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文化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当然这 还不够，对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文化建设。

比较而言，目前经济和政治这两件事情，关心的人比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状况相对 较弱，乃至让人觉得有些忧患甚至危险。我们国家如何能够几十年、几百年按既定方向 稳步发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证外，大概从深层次 上长期起作用的还是文化。前两者在一定时间和形式上都总是动态地发展变化，但在心 灵深处，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国13亿人口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致力 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空、很苍白 。平时看不出来，但若碰到一些考验的话，觉得还是不可靠。如果将来“三条腿”有一 条腿比较软，并由于这条腿使整个大局受到影响、损失的话，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 面。

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何考虑，以及对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谈谈。希望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

杨义：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化问题。一个现代大国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 象和旗帜，大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 化问题。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文化工程”，实际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 一个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识的问题。一个民族有没有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它是体 现综合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要和当今世 界的总体格局相联系，和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文化工程还有一个人群素质的 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质上下工夫，而是在一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 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一种文明要有原创性(即创造能力)和共享性(即一个民族共享的程度)。一种文明创造 出来，不为民众广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讲共享性，不讲原创性也不行。我们要形成一种 用原创性带动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创性的体系。在原创性的问题上，文学理论界多 年来一直认为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怎么创造出一种中国的话语来，一直困惑了我们百 年。实际上从王国维、鲁迅到钱钟书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我们 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同样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学者认识比较深刻，但是我们并没 有把它发展下去，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创造的心理欠缺的一种表现。

在如何树立对原创性，对文化创造、文化专利权的尊重方面获得共识也很重要。如美 国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体”，认为当宗教衰落时，靠印刷术的流行形成一种民族 国家的观念。但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决不是这样。我们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写 作，我们“四书五经”这种核心经典的确定，或者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 ，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样一种文化重于种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历程，充分显 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血与火的实践共同体。像这样的问题，范文澜先生 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研究和提出过。斯大林当时讲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产生 的一个问题，而范文澜先生却敢于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在当 时应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是现在的学者思考外来的新观念时，自己却没有建构一个开 放的、平等的对话舞台，而是采取一种完全照搬的姿态，往往不因时因地因人因研究对 象而异，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经调整就适合中国?哪些地方可以借鉴，哪些地方应该超越 或扬弃?比如当前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这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看法，那么它 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是否需要按照西方价值观论定我们自己的实践?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 的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学者都 不能代替我们去作整体的、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不应限于标语口号上，要从深层去做“ 人心工程”。

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四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 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一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念变为实际。在文 化创造(哲学、社科)领域，制度问题也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现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 么适合。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是应该考虑的。比如目前争博士点，研究机构 会议繁杂，以及很多专家为了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 思。可否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家学者少开会，少从政，专攻于研究?记得邓小平同志曾 经说过：“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连1/6的时间都 不到。

还有，是不是所有优秀的专家学者都适合于从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可 以不让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让他们的学术才华充分表 现出来?这需要体制的保证。我们并不是说具体的工作单位没有实现制度改革，毕竟进 步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全国性和通盘性的考虑，制度上缺 乏全国性的规划。

还有一点，目前按规定，博导60岁就“一刀切”退休，经过努力才能保留几个。这样 的做法还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已经是72岁了 。而我们现在的副院长要45岁以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职务是学术标志还是行政级 别?我认为领导职位要根据文化工作不同的领域分类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年 轻化，搞“一刀切”。比如一些大的研究所所长，由50多岁的人来担任可能比40多岁要 好，因为他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影响，也没有过多的利害冲突，在功成名就时出来，也比 较超脱。而年轻的刚冒头，就不得不参与行政，更多是做人事关系协调，就会忽略了学 术研究。各领域规律不同，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多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思考，对文化建 设是不是会有好处?科学管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规律分析出来的，而不是“一刀切” 切出来的。

我一直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完全靠宣传还是学术研究?二者是相互代替 还是各有所长，互有补充?我认为二者有一致性，但是学术的话语和宣传的话语应有所 区别，更强调要建立在浑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宣传是要把现成的结论加以放大，让 更多的群众理解。但学术研究是要追求没有现成结论的东西，追求创新，其本质是追求 新领域的发现，以推动原有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文化宣传和文化学 术创新的问题。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发展。

如何使现代的大国在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建立民 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我觉得还要有制度上的提高。应该说这20多年，大家对我们的文化 工作敢于发表意见了，甚至是一些创造性的意见。这种气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这种创 造变成现实，还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关于公共哲学的思索

何怀宏：近半个世纪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 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 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 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

“public”有“公共”、“公众”、“公开”等多层面的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 贝尔又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谈到“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义 ，它不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须对共同利益达成某些一致的见解。从其原本的意义 上说，“公众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与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社会经济部门，甚至也 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一种放大了的、具有某种共同信仰、观念和情感的古希腊城邦 国家。但是，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的“公众家庭”不像是 一个共同体，而更像是一个活动场所。那么，有什么理论作为今天的“公众家庭”的政 治哲学呢?贝尔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这一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是与公众家庭相 应的单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则；第二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及协调； 第三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第四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如何划分。

以上两位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并非从他们起 始。我们还可以追溯出域外许多思想者中类似的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一种“公共 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一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 近代卢梭渴望着一种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 理性”则主要是考虑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一个基本的法则。现代像罗尔斯对“重叠共 识”和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的探讨，比较明显地显示出康德思想的特点；而像一些 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或者极端保守或激进的行动者，则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卢梭的精神 。阿伦特一方面渴望一种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仍然将这种 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不涉经济。萨利文等则使用“公共哲学”一词来批评自由主义 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而忽视社会团体纽带的倾向。总之，种种对公共哲学的探 求不一而足，内容和倾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共识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它们都不仅承认 有寻求一种公共性的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承认的确有这样一种公共性存在的基础或可能 性。一个充分多样性的社会，如果只是多样性而没有某种公共性，它就无法发展甚至生 存。我们还可以强调说，愈是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将成为“正常”乃至“正当”的 社会，愈是有必要寻求一种公共性，否则，一种缺少公共观念的多元化将慢慢消解社会 的根基。

较晚进入“现代”的非西方社会诸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日本东京大学校长 佐佐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编辑的十卷本《公共哲学》，也反映出类似的努力。而且，由于 后发民族还常常面临着一个过去传统的“公共性”较西方更急剧地崩溃或丧失的困境， 以及面对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利益，又要承担某种现代社会的共性的矛盾， 所以，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恢复或重建一种“公共性”。

我认为，在这样一种探求公共哲学的努力中，对公共伦理的探讨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应当占据一个优先和主干的地位。不涉公共事务的哲学或可专注于本体论、认识 论、逻辑学等问题，而公共哲学则无疑要以考虑价值和规范问题为中心。而广义的、作 为某种人生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就包括各种价值的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厘定两个方 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说包含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规范伦理学来说，伦理学则主要是对制度和个人道德规范及其理据的探讨，由于这直接 涉及到人们作为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行为，理应在公共哲学中得到更优先的关注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20世纪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又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 型期，原有的“公共性”已被打破，新的问题和挑战又层出不穷，更是有首先建立起一 种既包含公民规范、又涵摄制度原则的公共伦理的必要。而在这方面，一百多年来，应 该说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思想者为此做出过艰苦的努力。

在中国，梁启超在一个世纪之前写下《新民说》(1902-1903)，其中说到人“无私德则 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社会若无公理，个人若无公德，“虽有无量数束身自 好、庸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任何群体，“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 若此者谓之公德。”他在《新民说》这本书中较多的阐述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成员的个 人伦理，但对国家、权利等涉及制度性的“合群之道”的问题也相当留意。编撰了中国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教科书》(1905)的刘师培也写道“公德者，又由公共观念 而生者也。”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公私之界说、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社会伦理 起源及范围、以及仁爱、正义、和睦、义侠、秉礼、择交、服从、诚信等范畴。

然而，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探索虽然早就开始，中国也有过一种类似于卢梭“公共宗教 ”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今天社会公德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以致像三联书店“公共论丛 ”的编者仍像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一样深感国人“公共观念之缺乏”。

这里还有必要澄清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似乎“公共伦理”只是政府的事，应当只由“ 肉食者谋之”；或者把它看作“众人的事”，而“众人的事”却常常成为无人管的事或 自己可以“免费搭车”的“别人的事”。然而，再没有什么比公共伦理更需要负责任的 个人来落实的了。而且，它应当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一 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成为个体，无论是一般的公民义务还是社会职责，都必 须一个个地负责、一个个地承担，这种义务和职责甚至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职 责或者制度没有很公正地对待自己，自己也就可以不承担。我们并不能奢望所有人都能 成为精神上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个体、成为圣贤、天才或英雄人物，但作为一个社会成 员或公民的这些义务和责任却是最基本的，是每一个生活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应当承担的 。

我曾担任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原名“公民观察”)栏目的总策划，接触到不少诸 如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哄抢钱财等社会伦理的个案，更深感有探讨公共伦理的必要。 我们急需一种由负责任的个人承担起来的“公共伦理”，然而，我们面对的却常常是一 个“匿名的大众”，一个冷淡的、惰性的、易变的和拉平的大众，在这种“大众”中， 对社会的真实责任常常被逃避，而非理性的冲动和自私自利的欲望却可能大行其道。社 会需要培养出大量负责任的公民和个人，为此也就需要通过思想的探讨来促进内心意识 的生长，同时也需要通过种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和一定的政治活动来训练和催生一种个体 的“公民”。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制度建设的方面也是绝不可忽视的，许多人之所以隐入 “冷漠的大众”，常常不仅是因为公共权力的缺位和失效，而且还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 和腐败。这种滥用和腐败不仅需要加强教育和监督，也亟需一种结构性的调整。目前， 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已经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多面的探讨，但是公共伦理的问 题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公共管理和政策是必然要面临许多价值取舍和规则制定 的道德问题的。不仅公正性本身就是衡量公共管理和政策优劣的一个独立标准，公共管 理和政策的有效性也经常要依赖于其公正性。公共伦理还关涉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是否 有一种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深刻地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如果要简单地说一下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伦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首先从范围来 说，公共伦理是一种公共领域里，处理公共事务的伦理，而尤其是一种社会政治领域里 的伦理；从它涉及所有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公众的伦理和应具有公开性的伦理；从内容 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有关规范的伦理，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每个人作为 一个人、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然义务、作为一个公民的一般义务和作为特殊的社会角色的 特定义务，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一般的公民义务和政府官员的特定职责；另一方面则是 指制度本身的道德原则规范，我们经常用“正义”或“公平”来指称这些原则规范。最 后，我们说，公共伦理还是一种诉诸公共观念和公共理性、努力在多元的价值要求中寻 求核心共识的伦理，因其涉及到公众的根本利益，它不能不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伦理 ，而要普遍约束所有人和达到最大范围的可能共识，它大概还不能不是一种立足于最基 本和最起码的要求的底线伦理。

当然，以上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对公共哲学的一个初步的介绍，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例如究竟如何理解“公共性”的多重含义；在现代社会里究竟 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 政治现实又如何建构一种公共哲学；这种公共哲学和“天下为公”、“克己奉公”、“ 大公无私”、“灭私兴公”、“立党为公”等种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或正在起活跃作用 的观念之间有何关涉，与公共理性、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财产、公共物品、公共 服务、公共管理以至公共知识分子等范畴之间又有何联系等等。

道德建设应该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崔永东：文化建设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道德建设。刚才提到文化建设要制度化 ，我认为道德建设也要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对于一些基本的道德，比如“底线道德” 就可以法律化，可以赋予其强制性以利于其推行。如“诚实信用”在西方民商法中就被 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条款予以法律化了。现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主体的“利己” 思想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等都会影响诚信。如何教育 我们的市场参与者?我认为除了加强道德的自律意识外，还应将诚实信用、互利互惠等 一些基本道德赋予强制力加以推行，才能使它们落到实处，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礼法合一”的现象。所谓礼是指道德原则和规范，法是指法律。“礼 法合一”就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将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将儒家的道德原则 转化为法律原则。这在中国古代立法实践中比较常见。如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 》，被称为“一准乎礼”，它就真正实现了“礼法合一”。再比如先秦荀子的“非礼无 法”，即说一种法律若不合乎礼，就不是真正的法律。这也就是西方法学家所说的“恶 法非法”，邪恶的或不合道德的，没有体现人道精神的法律都不是法律，都没有法律效 力。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其实强调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 ，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像西方的自然法，按照英国法学家霍布斯的说法，自 然法就是一种道德法，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它和实在法(国家制定的法律)的 关系密切，实在法必须合乎自然法。这在西方法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这种把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还有互利互惠、诚信等 予以法律化的作法，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今天在加强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把 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律化，通过法律形式推行为公众认同的道德，这将对改善整个社会的 道德氛围，对促进精神文明与加强法制建设等均有积极意义。

另外，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者也有一些名言。比如，美国现代法学家 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史”；英国现代著名法学家哈特曾 说过“法律是由道德所填充的外壳”；美国现代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流动”的关系，即一些道德规范通 过立法途径而流动到法律领域，随着历史的进步又有一些道德规范从法律领域回到了道 德领域，比如堕胎(现在有些国家已经不用法律来制裁这种行为，而是通过道德舆论的 力量对其进行约束)。此外，还有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提出的“法律必须符合正义这一基 本的道德价值”等等。这些西方学者的话对我国的道德建设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

需要指出，中国的“礼法合一”也有其片面性，比如将某些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 律义务，以致一般人做不到，使法律变得不人道，走向了极端。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应避 免这种极端化做法，应将一些社会通行的基本道德转化为法律。

关于道德建设，我们应注意在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内容时，也要吸收传统文明的精 华。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挖掘出其中的有益成分，让更多人了解。拿传统的“中庸之 道”来说，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贬义概念，但事实上，我认为它恰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 很有价值的原则，即适中而为，适可而止，不走极端。这一点不光是做人处事方面的要 求，在立法司法等方面也有其合理性。立法的“中道”就是强调要找到不同利益的平衡 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如新交法出台后很多人意见很大，称过去的交通法规是撞 了白撞，现在是司机负全责，司机很不满。这说明，立法者没有注意寻找行人与司机的 利益“平衡点”，片面强调了行人的利益，但没有照顾到司机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说立 法者没有贯彻适中而为的中庸之道。强调立法、政治与道德合乎“中道”，这种看法不 光中国有，西方也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都曾讲到好的法律必须是适中的法律，是 合乎中庸之道的法律，好的道德必须是合乎中庸之道的道德，好的政体必须是合乎中庸 之道的政体，等等。所以对于“中庸之道”，我们还是应该从其可行性的方面，从其与 现代社会价值相沟通等方面来考察，它对于道德与法制建设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我们也要注意辨别。比如我国传统的义利观，讲 求重义轻利，其实儒家最初提出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人物质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 ，但是后来有点极端化，甚至于个人正当利益也不能讲了。轻视甚至否定个人利益的价 值观影响了封建立法，表现为法律不重视保护个人的财产权。而与之截然相反，西方法 律比较注意保护私人的财产权。不重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因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又不能片面地推崇私 利至上，走向另一极端。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面对 个人利益的欲求，我们不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有时也要把一些自律的东 西加以法律化，以起到刚性的约束作用，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又 能在法律的范围内合理的追求个人的利益。

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价值观

潘辛平：我是从事计算机工程技术方面研究的。最近几年做it、金融、电信企业的战 略研究，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所有行业或企业都对it行业的人不满意，连it行业的人 自己也不满意。带着对这种“不满意”的疑惑，我回到学校里去做老师，发现这种不满 意针对的远远不是技术，而是it产业自身的文明、文化，是it人的深层素质。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将“忠孝礼义信”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作现代化的解释，同时找一些这个 行业发展很好的国家中能够证明“忠孝礼义信”现代价值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现 在我还没有成熟的做法，但是对这一点还是感触颇深。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信息产业政策研究。国家这些年想把信息产业、软件外包等作 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特别难。而印度在软件业上发展得却特别快。通过 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信息产业虽然是个很先进的产业，但是它的文明形态很落后，很 原始。即不能分工，不会合作。而印度的文化尤其是软件行业的文化很易融入现代生产 ，融入世界。就我国it产业而言，由于受到1998年以来网络股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大 量外国it企业的进入，it企业中暴富的特别多，神奇故事也特别多，使大家不知不觉都 接受了这种最神奇的但却片面的价值观，反而抛弃了诚信、守法、合作等最基础的价值 观念。

我和其他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段时间的研究，通过介绍一些故事，试图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忠孝礼义信”，抛开它与现代不相适合或者 是有冲突的东西，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用西方it企业的成功案例来加以解释。希望通过 这种案例分析，在学生的头脑中慢慢形成一种东方的价值观。我们现在主要是侧重于理 想教育。我们在对学生进行了守法教育、文化教育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还需要有一 些理想来支撑我们的学生，正确面对成功和困难。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希望。要有这 样的希望来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去奋斗，去经历痛苦，享受成功。我想我们今后会更有针 对性地从哲学的、伦理道德的角度，也包括理想教育角度，结合it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 的特点，进行教育。这应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关系到中国it业、信息产业能否崛起 。

文化建设呼唤道德和法律规范

刘斌：体育在我国属于比较“先锋”的产业，可以说没有一个行业像体育这样在中国 有如此大的影响，比如奥运会，可以充分展现出我国的文化和综合实力。但也正因为这 样，中国的体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着改革问题。尤其是足球，大家都知道这次 的足球风波，现在足球超级联赛已经几乎办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主要是由 于产权不清，我国的足协一套班子有三个身份，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而体育实际上也 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建设缺乏规范的道德水准。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媒体的浮躁现象严重。 有的记者专门去找名人的个人隐私来炒作，有些甚至不惜造“假新闻”。社会如此不真 实，而媒体走在前面，很可怕。现在的报纸电视不大重视宣传一个人通过老老实实做事 推动社会发展。很多东西确实需要规范。

现在距2008奥运会还有4年，像雅典奥运会，悄无声息地就把自己的文化传递、渗透给 全世界，它的开幕式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在大广场上有棵大树，这在任何一届奥 运会开幕式上都是没有的，还有雅典的神话、古迹。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宣传 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符号。我们能否做到?4年之后我们会给世界留下一个什么样 的印象?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思考。我认为首先应该辨明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明确中国 文化到底是什么，是熊猫、龙、武术，还是其他?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的代表性东西是什么。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世界记住中 国。

在文化建设中，体育首当其冲。因为它太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通过电视、广播等各个 方面无时不在渗透。现在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无法可依，至今尚没有一部《宣传法》或是 《新闻法》，只能套用其他法律。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国改革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8篇

一、关于文化产业园区概念内涵的界定

在西方国家，一般意义的文化产业园区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地理区位，在这个区位内，城市的文化和娱乐设施等产业以最集中的方式出现。该区位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文化与消费的结合；二是多种使用功能的结合，包括供人们工作、休闲和居住等功能；三是艺术与社区发展的结合。园区内的特殊活动可包括儿童玩乐的场所、图书馆、开放和非正式的娱乐场地等，园区鼓励文化运用和一定程度生产和消费的集中。

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出现较晚，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一般来说，文化产业园区又称艺术园区、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集群等。文化产业园区是指与文化关联的众产业集聚的一个特定地理区域，该区域具有鲜明的文化形象，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等功能为一体，园区内形成了包括生产、发行和消费为一体的产供销文化产业链。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园区内文化产业多以传媒产业为核心，其他各文化产业企业和学术研究等相关支撑机构共同集聚，使产业园区呈文化多样性特点；二是核心文化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集群和相关支撑机构等形成产业组合，相互联系，密切合作，产生明显的孵化效应和强大的整体辐射力，使产业园区呈功能多样化特点。

二、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北京市率先提出将文化产业纳入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之后不久，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对“文化产业”感到茫然的时候，北京市便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领先性地提出了“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北京市在《2001-2005年文化建设发展纲要》中提出，要建设规模化的城市文化产业园区，要用推动和建设科技产业园区发展的力度和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提供不低于高科技产业园区标准的发展条件。在之后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文化环境建设专项规划》中，北京市又明确提出要“创作文化产业孵化器扶持和培养创新型文化企业”；在《2004-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利用多元资本推进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新型文化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北京市对“文化产业园”建设的动议和目的，对全国各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奠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雏形和发展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借鉴科技园区建设的经验，旨在存进对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二是在发展功能上，具有“孵化”文化产业的作用，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一个发展平台；三是在资本运作上，体现金融支持的多元化。“文化产业园”的建设目的，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快捷的发展途径和运作平台，政府为平台建设提供政策、税收、信贷等多方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准入和发展原则，进入、组合并形成有机发展产业链；社会各界按照利益原则加入，并获得最大的发展效益。文化产业园区在政策支撑、资源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优势条件下，大力尽快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类型划分

围绕文化产业园建设的主要目的，各地根据政策、资源、生产、营运等诸多条件，组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园”。从园区性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园区

此类园区，多为政府根据当地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政府经济发展设想和规划而建立，这类园区的建设主要服务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意图，因而在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四川成都的数字娱乐软件园，得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山东青岛的创意100产业园，是青岛市“十一五”期间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项目。

2.资源依托型文化产业园区

这类园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资源，比如以大学为区位依托，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区位依托，以旅游文化遗址为区位依托等。大学是人才的聚集地和技术的发生器，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的相对开放的社区，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是一种重要的途径。如上海市依托同济大学建成的杨浦区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北京市建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园和广州市建成的TCL（广州）文化产业基地，等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拥有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批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在此聚集，科技与文化方面的智力型人才众多，因此最适宜发展文化和科技产业，是理想的文化产业园区依托资源。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和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都属于这类产业园区。

3.租用改造型文化产业园区

在现代化城市改造进程中，城市中有一些被废弃的旧厂房和仓库，由于其面临闲置空间再改造的境遇，并且具有宽敞明亮的空间，在租金上又非常廉价，因此常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又一理想发展区。创业者租借这些园区，只需较低的入门费，便可白手起家开启事业之门。比如，我国北京大山子艺术区，以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798工厂的老厂房为依托；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20世纪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为依托；上海建国中路10号的“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的老厂房为依托，等等。这些创意产业集聚区，将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以及文化旅游三者有机结合，实现了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附：M50艺术产业园区（原上海春明粗纺厂）改造前后场景对照效果图】。

四、转变――以M50为典型代表的园区转型

1、老厂房功能的转变

M50艺术产业园经历了解放前的信合纱厂、解放后的十二毛纺织厂和春明粗纺厂。2001年第一位艺术家将工作室安置在此的时候，M50正式掀开了老厂房的转型序言，2003年登陆了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经信委挂牌M50创意园，2011年“品牌化、产业化”的大旗标志了老厂房转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传统制造业到现在的文化产业园区，老厂房的再利用成为工业史上一次最华丽的转身，机器的轰鸣声被艺术、设计、办公、展示所取代，工业厂房依然成为依托文化产业的平台，带给更多的文化产业工作者的是灵感、是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

2、经营者角色的转变

1992年，上海春明粗纺厂（M50艺术产业园）拥有1200名员工，全年产值1亿，利润几乎为为零。时隔二十年后，M50园区管理人员不到50人，全年经营收入2000余万，利润可达400万元。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园区人员的大幅锐减，从原来传统制造业的经营者已经将角色投入到经营园区运营、提供物业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岗位。园区经营者不再是以前抓产量抓效益的思维模式，到了今时今日，园区的经营者更希望搭建起园区这个服务平台，为入驻的创意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产业环境，打造园区的品牌效应，提升客户的业态水平。现在M50艺术产业园的经营者更多的是希望园区获得更多的荣誉、更好的口碑、更高的园区知名度，从2003年M50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起，至今已获得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最高荣誉，如2006年十大时尚地标之一、2007年“创意中国、和谐世界”年度最具品牌价值园区、2008年优秀创意产业聚集区、2008年度摩登上海老外眼中最上海地标、2009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奖、2010年AAA部级旅游景区上海名牌、2010年AAA部级旅游景区、2010年度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突出贡献奖、2010上海设计展城市理念开拓奖、“2011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年度大奖”优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金鼎奖、M50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2012上海设计之都年度品牌等等。

五、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1、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成就文化产业高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成熟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愈加明显，同时培植了大批龙头企业，成就了一批文化产业高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据资料统计，截至目前，文化部共命名了10家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命名了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各省、

地市建成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一批新的文化产业园区正在建设和筹建中。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催生一批龙头企业，具备较强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如华强、保利、盛大、华侨城等从部级示范园区（基地）脱颖而出；汉王科技、暴风影音、第一视频等北京文创骨干龙头企业在北京文化产业集聚区落户；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则集聚了浙江三分之二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其中包括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国内首批文化上市企业。2010年，部级示范园区（基地）总收入2500亿元，总利润逾365亿元，获得166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2011年，北京市21个市级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创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全市文创产业收入同比增速近3个百分点；湖北省文化产业园创造年产值115.63亿元，实现利润10.67亿元。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催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区内企业先后推出了《集结号》、《潜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众多影视精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文化产业富于智力、知识、技术和创意资源，产业链长，有利于转变经济结构，提升传统产业，增强其核心竞争力。而各地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的集聚高地，正逐步体现其带动效应，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带动效应首先体现在对制造业的带动。比如，2008年，湖北义乌市政府批准建立义乌创意园，旨以创意经济提升义乌小商品附加值，目前，已入驻创意企业65家，到2011年底已实现创意产值7800多万元，带动相关行业产值10多亿元。带动效应同时体现在对城市经济的推动，盘活闲置土地后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效益。比如，通过京棉二厂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北京莱锦创意产业园，每年收取租金3000万元，为京棉二厂解决离退休、下岗职工工资福利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些文化产业园区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如陕西曲江文化新区，之前唐大明宫沉睡了1000多年，有10万百姓住在贫民窟里，建设文焕产业园区后迁出了10万居民，花了100多亿元改变了城市面貌，展示了大遗址，聚集了几十家博物馆、剧场和公园，优化了整体环境，极大地改善了西安城市的文化设施硬件。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还对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影响。可以预见，文化产业园区大规模的迅速发展，必然将对各地经济社会的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视野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阿坝州；社会体育

我国是由多族群（民族）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数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相融的国家，在源远流长历史江河中，各民族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又各具风格特点的传统体育。我国一直把发掘、保护与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而在目前四川省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称简称为“阿坝州”）如何把传统体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资源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格外地显得意义重大。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参考文献

[1]张树亮. 近五年阿坝州体育年鉴 [DB/OL]. 阿坝州体育局： http：///Article/ShowArticle.asp ArticleID=364，2013-06-04.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10篇

一、农耕文化朴实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朴实性作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朴实，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的简单描述，并不具备现代社会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识。而一旦一种思想意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正因如此，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成了当时成都平原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尚处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证。战国末期，秦国蜀守李冰及其儿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他们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治水过程中巧妙地结合了当时成都平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耕文化朴实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巧妙地运用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未知领域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先进的，而相对于当前的科学理论而言它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农耕文化。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导和规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冰父子将阴阳和五行巧妙的运用到对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学说中的“土胜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齐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朴实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水理论，从而建筑起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将上游来势凶猛的岷江水分为内江和外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著名的“天府之国”。

第二.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指导。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主要得益于朴实的农耕文化对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们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响，而需求偏好正是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体现。不同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样，对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决定了教育发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虽好学，但多以静退相高，淡薄荣利，读书的目的为修身固道而已(2)”，这与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统一的，也正是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当时成都平原人对功利性质的科举并无明显的需求，“不事科举反而成为时尚(3)”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相反，在当时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龙”、“福荫子孙”、“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决定了其对科举考试的乐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朴实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没有妨碍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文人贤士大都乐于兴办书院，而他们兴办书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应付政府的科举考试，而是传授文理学说或修身养性。这样一来，教育的内容比以前就更加广泛和丰富，同时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书院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沧江书院、眉州的东馆书院以及涪州的北岩书院等。诸如苏轼、苏辙这样的著名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农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自私性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小农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满足，从自私的角度保护和扩大自身的财产是人性的必然驱使。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耕文化的自私性为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当时的环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观念上。

第一.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国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开垦到足够的土地，土地私有观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随着秦人的南下，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外来人口占据。第一生产资料的减少直接威胁着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虑土地的安全性问题。由此，自利思想开始得到加强，土地私有观念在成都平原产生并确立了起来。一方面土地原始产权的确立，既保护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舒尔茨指出：“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4)”；另一方面通过搭便车侵占他人土地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促进了人们对荒芜田地的垦殖，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进而出现了“溉田畴之渠以亿计，然莫足数也(5)”的恢宏场面，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国推广开来。从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发展至西汉，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土地买卖也日趋成熟，土地集中现象逐渐明显，大土地私有制初现端倪。

第二.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导致大土地私有制在唐朝时期得以合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作为农业社会主流文化的农耕文化，其核心问题也是围绕土地展开的。秦汉时期成都平原人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外来移民的侵犯而自发地形成的土地私有观念，进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私有制是对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同时，因为它对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唐朝时期终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遂上升为国家意志，完成了成都平原上又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这一次的制度吻合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大土地私有观念代表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土地私有化产权的界定节约了因模糊产权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对于交易的各方都是有利的，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大土地私有制的最终合法化，一方面，使土地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促进了土地资源的集中和整合，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到那些有足够经营能力的“庄主” 手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和集中管理，实现土地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提高了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少了资源的无为浪费和闲置。由于现有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现有的土地不断集中到对其效用评价最高的所有者手里，导致了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长期闲置的大量荒芜土地的垦殖，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例如，荣州人张武等，就在成都平原的眉州请田开荒，并建立水利设施，灌溉田地二百余顷。像张武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成都平原非常普遍，一时间，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成为全国农业发展最快也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人更是称这里是“土地膏腴，物产繁富”的天府之地。当时的著名诗人陈子昂说，成都平原 “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济中国”，足以证明当时成都平原的富庶程度。